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文章从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并构建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对该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在效率维度的改善，即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是显著有效的；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关键词：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经济增长质量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打造环境友好型经济[1]。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传统的高要素投入方式主导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造成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这将严重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要满足生态保护的需要，又要满足高效率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规制政策成为扭转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矛盾的重要杠杆。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增长效率维度的重要指标[2]。因此，转变要素投入方式、利用环境规制政策从要素生产率角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于改善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出发，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并利用计量模型对该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赢提供经验证据。

　　1理论分析

　　1.1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质量

　　从狭义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通过经济增长效率来衡量[3，4]。从广义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则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指标体系[5，6]。借鉴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6]的研究思路，在前期研究中，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四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维度、效率维度、稳定性维度以及持续性维度。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效率维度的重要指标，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在本质上要求相同产出下更少的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耗[2]，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必然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1.2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

　　环境规制会通过“抵消效应”“约束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2]。为约束企业行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企业为符合政府的环境规制标准，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要么减少污染排放，要么提高治污水平。这些控污治污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应对环境规制政策而增加的治污控污成本必然会挤占企业技术创新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升级。因此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抵消作用会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抵消效应”。在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之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不受环境保护的约束，比较自由。然而，在环境规制形成法律规章之后，从企业的计划、采购、生产、销售到企业的建厂选址、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各个环节都要受到环境规制的约束，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运营成本，在宏观层面上将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约束效应”。当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成为一种常态，企业不得不接受长期处于环境规制之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此时企业不得不接受环境规制的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将过去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以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由于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了企业利润，部分或全部抵消治污控污成本，形成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进而从宏观上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1.3环境规制与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环境规制对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环境规制之下，为满足环保标准，企业不得不将部分资本、劳动以及资源等生产要素转化为环境治理成本由生产领域流入非生产领域，从而不利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对要素生产率具有正面影响。一是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之后，劳动者的工作环境较之前有所改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因此得以改善，大大减少了企业的医疗费用及保险费用，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二是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能够改善企业的环境质量，作为吸引人才的非货币性因素，这将大幅度提升企业的引才效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从长期来看，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压力之下，企业不得不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开发清洁技术和能源，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而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8—10]。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要素生产率既有负面影响，又有正面影响，二者在环境规制不同强度阶段不断博弈，从而通过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非线性作用。

　　2实证检验

　　2.1模型设定

　　设定计量模型如下：Qualityit=β0+β1ERit´LPit+β2ERit´CPit+ψX+μi+γit（1）在模型（1）中，Quality表示经济增长质量，ER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本文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来共同衡量要素生产率，LP表示劳动生产率，CP表示资本生产率。为反映环境规制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作用，引入两个交乘项：ER´LP表示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乘项，ER´CP表示环境规制与资本生产率的交乘项；X表示控制变量；ER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环境规制水平，LP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CP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资本生产率水平；μ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γ表示随机误差项。

　　2.2变量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分别通过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效率维度、稳定性维度和持续性维度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方面，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的重要构成指标[2]，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展开分析。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旨在分析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因此设定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与要素生产率的交乘项，即ER´LP、ER´CP。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选取资本密集度K、人力资本水平HC、企业规模S、研发投入RD和TI、外商投资FDI①。鉴于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作为地区样本。由于部分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在本文样本期间（2000—2018年）并不一致，所以在选择行业样本时，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的基础上，将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加工和制造业，并剔除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两个统计数据不全的行业，最终在行业层面上得到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2.3检验结果

　　2.3.1基于全国层面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检验首先采用系统GMM法通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指数对计量模型（1）进行估计，然后通过Sargan检验以及AR（1）、AR（2）检验来识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下页表1报告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根据Sargan检验、AR（1）和AR（2）检验结果，表1各列回归模型均无法拒绝原假设“过度识别约束是有效的”，且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说明表1中各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11]。表1第2列报告了不包含任何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系统GMM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在效率维度的改善。由于30个省份之间必然存在地区差异，并且样本空间也必然受到时间趋势的影响，表1第3列报告了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通过表1第3列可以看出，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对变量ER´LP以及变量ER´CP的方向没有影响，对他们的显著性也没有任何改变。然后逐一引入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K、HC、S、RD、TI、FDI，见表1第4列至第7列，估计结果显示，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的数值呈现下降趋势。该结果显示模型（1）至模型（6）均未受到多重共线性的严重影响，回归结果较为可靠；同时说明环境规制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此外，比较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在表1的各列估计结果中，变量ER´LP的估计系数均明显大于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这反映出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善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2基于地区层面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检验为考察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将地区样本（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①，本文将从要素生产率视角出发，考察环境规制对这三大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2、3列显示的是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检验结果。该结果显示了在不包含任何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都显示为正向但不显著；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也显示为正向但不显著；在逐一引入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之后，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仍显示为正向但不显著。这充分说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未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产生明显作用，进而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表2第4、5列显示了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检验结果。该结果显示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在中部地区是显著有效的，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进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表2第6、7列为西部地区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在西部地区也是显著有效的。但相较而言，变量ER´LP和变量ER´CP在中部地区的估计系数大于在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说明该作用路径在中部地区比在西部地区更为明显。综合上述检验结果不难看出，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能够极为显著地通过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促进作用较中部地区略弱；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则无明显促进作用。究其原因，是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速度不均衡有关。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起步较早，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较为健全，环境规制强度较其他地区略高。因此东部地区已经处于环境规制消极影响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中部地区经济起步较东部地区略晚，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亟待环境规制政策促进该地区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经济起步最晚，经济基础也最为薄弱，制定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激励该地区企业利用政策红利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3.3基于行业层面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检验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在不同类型的行业中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行业层面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借鉴谢靖和廖涵（2017）[12]的研究方法，将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归为两类，包括轻度污染行业（13个）和重度污染行业（14个），进行分样本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表3的第2、3列结果显示，尽管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仍显示为负向，但不显著，这说明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未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未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第4、5列结果显示，变量ER´LP和变量ER´CP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重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要素生产率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该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以上检验结果反映出，由于不同类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环境规制对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因而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

　　3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了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同时考察了该作用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在效率维度的改善，即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是显著有效的。同时，比较而言，环境规制政策更主要的是通过改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2）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路径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基于地区层面，该影响路径在中部地区最为有效，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基于行业层面，该路径对重度污染行业显著有效，重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未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未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作者：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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