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和核心期刊分析移民妇女的身份认同(2)

　　对王大姐的访谈正好赶上她一个月一休，因为她读过些书，现在又在外面打工，也算是农村妇女中稍有点见识的，这对我们了解库区妇女移民的心理状况有不少的帮助，至少有些东西不用因为她们不清晰的表述去猜想。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景象。

　　移民妇女对搬迁地的农业生产活动是陌生的。由于地质差异，农作物种植也有差异，而以前不是农业劳动主力的家庭主妇，现在不仅要变成劳动主力，还要掌握必要的农作技术。显然，有些农作技术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也不是政府派几个技术人员讲讲课就能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于足够时间的轮作经验的积累。妇女们对于往常被她们视为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突然变得深奥而不知所措。最为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家庭支出(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成员因为一时难以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而增加的医疗卫生支出等等)，不容许妇女有足够的农业实践去积累经验。这时，移民妇女就业就出现了分化：一是专门在家务农;二是农忙务农，闲暇时外出务短工;三是抛荒，纯粹外出务工。我们分析的对象显然属于第三种，但是不管那种形式的就业，对于大部分长期在家做家务的妇女而言，都会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这种内心的感受也加深了她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我是个农民，还是个城市工人?如果说是农民的话，连基本的农作物都侍弄不好，甚至有时候还遭到原住地居民的取笑，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农民的根本;如果说是城市工人，又不能在城市找到应有的尊严。她们感性的认识到，她们不仅生存在城市的边缘，而且往日熟悉的乡村生活突然变得陌生。

　　移民妇女对于现在的家庭生活感觉是陌生的。以前，大部分三峡库区家庭过的是非常传统的家居生活，男外务农，女内持家，夫妻相安无事。现在，男的大部分外出务工，对于这些没有技能又没有外出务工经验的男人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残酷的，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又不能远离这种残酷。于是，他们往往把愤怒、不满撒在妻子身上。作为妻子，她们比以前更加劳累，甚至无助，她们也想有个发泄的对象。这样，一来，难得的夫妻相聚就变成了相互泄愤的争吵，夫妻关系由此也变得紧张，家庭生活对于妇女来说变得陌生而不可预测。

　　移民妇女对于原住地的乡村社会感觉是陌生的。三峡库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交通十分的闭塞，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传统观念浓厚，同时又是土家、苗、汉等民族的杂居地，三峡人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十分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这些背井离乡的女人们，明显感觉到她们原来宁静有序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祖祖辈辈摸索出来的一套半年辛苦半年闲的山村田园式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生活发生了变化;以前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以前村庄生活中的规则、习俗、习惯等在现在的村庄生活中不能适用。而且，三峡库区移民的搬迁，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方式，也就是说今天和昨天的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没有过渡阶段，这就难免在人的内心产生急速断裂带来的陌生感、隔阂感。

　　总体而言，妇女对于“陌主人社会”的感受明显强于男性，她们甚至有里外不是人的认同危机。在家庭内部，常年的劳作，使得她们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丰裕的物质条件去满足孩子、老人的需要，她们觉得自己不是合格的母亲、孝顺的晚辈;对于在外务工的丈夫，她们感觉自己微薄的农业劳动收入或务工收入没有给予丈夫更大的经济支援，也因为常年无奈的分居生活，难以满足双方身体、精神上的需要，她们感觉自己不是合格的妻子。在家庭外部，村庄社会层面上来说，她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搬迁地村民应有的归属感。她们很少和原住地居民乃至女居民交流内心的感受，一般仅限于礼节性的交往。对原住地女性居民的访谈也显示，她们在谈及对移民妇女看法时，言词中带有一些漠视，她们认为移民对原住地居民的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是由于移民懒惰而导致移民和原住民的差距。可见，短短几年的移民生活还不足以让外来移民扎根于搬迁地居民的生活中。这样，部分移民妇女选择了强化在搬迁地移民群体内的活动来寻求获得对自我的尊重;有部分妇女选择向外流动，通过社会竞争来创造更为广阔的社会尊重;还有部分妇女消极地选择回流到旧有的熟人社会去获得原有的尊重。综合以上分析，移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对母亲身份、儿女身份、妻子身份的消极化认同，不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而移民妇女在村庄社会层面的多样化选择，受制于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网络、所受教育、年龄、个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移民群体内偏好选择和回流，容易引起原住居民群体和移民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和敌意;外流选择，近期来看，可以消除原住居民和移民间的矛盾，但长远来看，就不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和实施。

　　镜像二：建构身份政治

　　(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村九队张大姐，文盲)

　　我有一儿一女，都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打工，丈夫在家附近打临工挣钱养家糊口并照顾我看病。我得胆结石14年了，药罐子没丢过。1996年政府占用我家耕地，发了一万补偿金，并转为非农业人口。我没有工作能力，也没给安排工作。因为讨要那一万块钱，被移民干部打坏了，村里干部把我弄到医院，打了一天针，想着孩子还要上学，没人做饭就回家了。村里干部不让说坏话，申请困难补助也没人管。按规定，我家有一栋两百平米的住房，搬迁补助都用来建房了，还不够，自己也没钱垫，建房老板给垫的。现在，二楼房屋就租给建房老板住，以抵债。他是个好人，还帮我在楼烦上盖了个小棚子，就是我家现在住的。一楼，给了一个亲戚住，他得了癌症，为了治病卖了自家的三层楼。他有病，行动不便，不能让人住顶楼小棚，见死不救啊。我自己申请了残疾证，但每年什么也补不到，去找民政局，他们说要村里干部报名单，村里干部说我自己办的残疾证，他们不管。想去扫地都不行，你去找他，他就躲起来不见你。妇女干部哪里敢替妇女说话，妇女问题反映多了，她的红利拿的就越少。村里有个医生，懂法律和政策，为移民搬迁的事，告到中央，才发齐我一万元的补贴款，以前只发了我6000元。找上级妇联和民政干部没用，找过很多次了，等你到了政府，干部早溜了。有时听说，上面有人来检查，我们就去，可政府看门的根本不让进。政府安排得有人，说他们好话的每次奖励4000元，我们这里的穷人是不让说话的。村里丧偶的孩子都可以办低保，上面民政发现我家确实困难，就让我们以困难户名义为子女办了低保，每月30元。残联去年还到我家给了200元现金，村里和镇里什么也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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