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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评职论文发表浅论法社会学的兴起

发布时间:2014-04-09   |  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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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社会学兴起的必要性

  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自然法学派及分析法学派都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但依然无法准确地认识、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法社会学应运而生。

  (1)自然法学派的弊端

  古典自然法学派兴起于17世纪,它是在顺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古代及中世纪的自然法学派的区别在于它开始用人权代替神权,用社会契约代替君权神授,用国家代替教会,用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专制。它使人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使社会不断朝前发展。人们开始相信人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帮助他们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然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人们需求的增长,工厂手工业、作坊等已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了,人们渴望以更快速、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来攫取更大的财富。

  但是残留的封建专制制度及等级思想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进一步交流,人们迫切想要突破这种束缚。许多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思想家已经开始为这种时代使命而奔波,格劳秀斯、霍布斯、汉密尔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开始对人们进行启蒙。所谓的启蒙就是要把人们从封建的、神学的思想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为建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为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进行论证。

  做到了这一点,古典自然法学的历史使命就基本完成了。这种使命也决定了自然法学的宏大叙事风格及本体论的基本逻辑起点,留下了抽象和空大的病垢。19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是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概而言之,自然法学派的论证都是在理论层面进行建构,讨论的是应然的东西,从而因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而过于空洞,没有达到规范人世、服务人生的目的。

  (2)分析法学派的窘境

  分析法学产生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构建具体的法律规则以及考察法律的实际社会效果。它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坚持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分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流社会思潮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分析法学家提出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所标榜的功利旗帜曾经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这种理论在当时正好为资产阶级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因此,一部分人富上加富,许多商业财阀及巨头开始朝着垄断某个行业的方向发展。而大部分人由于没有资源、缺少机会或者自身能力不足而被远远抛弃在这快速飞奔的经济火车之后。效率至上、价值无涉的功利主义,不仅没有“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反而带来了“大多数人的不幸”。经济越发展,社会越无序,阶级越分化,各种工人运功越多,人们生活越艰难。

  这一切的实际后果都与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出发点背道而驰。所以,作为当时主流理论的分析法学也不得不失势了。人类从未放弃过对促进社会进步方式的探讨,在发现了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弊端之后,人们开始思考从另一种角度来认识、思考社会问题。这个角度正是法社会学。

  二、法社会学兴起的促成因素

  (1)社会学的发展

  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末期,其创始人是奥古斯特?孔德。之后的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等着名的社会学家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描述。社会学家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有化约为物①的心态,因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是由社会和社会环境来塑造的,不会如空中楼阁般无处探寻,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将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换言之,这一社会事实应当被化约为物。社会学的兴起为法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而必要的基础。首先是研究对象。

  正如社会学将所有社会事实都化约为物一样,法社会学也将法律当作是一种社会事实,亦即一种真实存在的物来研究。要认识法律,要用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先回到社会中去,认识影响、制约法律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如经济环境、政治状态、风俗习惯、人口、地理因素等等。其次是研究方法。社会学的三种研究视角,即功能论、冲突论、互动论视角,在法社会学中都能看到相应的足迹。其调查法、实验法、民族志、个案研究等方法在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些方式共同的特征是贴近社会,反映生活。

  它不仅关注某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非常关注社会变迁的过程;不仅关注个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关注城市、市场、家庭、政党之间,甚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弄清楚了这些社会事实,也就理清了法律运行的各种环境,只有这样,方能达到用法律来正确认识社会、规范人世的目的。

  (2)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启蒙

  自文艺复兴后,西方世界一直沉浸在理性主义的乐观情绪当中。继自然、神这两个偶像之后,人们开始崇拜“理性主义”这一变相的“神”。从哲学宰制、神学宰制中走出的人,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自己宰制的世界,殊不知在那个世界里起着主宰作用的不是人自己,而是科学,我们称其为科学宰制。人在理性主义的驱使下对一切都感到快乐,这种乐观情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繁荣的深处也处处预示着危机。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矛盾似乎一触即发,随之而来的是因未知而导致的恐惧,因恐惧而导致的怀疑。这种怀疑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革命。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主义构建的世界是不是真正属于人的世界,这种不断的进步是不是一定会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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