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发表论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文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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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作家罗伟章的“底层写作”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他创作的一系列中篇和长篇小说,大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他也因此成为我国当代文坛上“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罗伟章的“底层叙事”作品中,除了展现农民和进城民工的生存境况外,还描述了乡村学校生活和基础教育现状,表现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艰难挣扎与困惑,如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水往高处流》《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最后一课》《潜伏期》以及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等。
这类教育题材的作品有效地将“底层叙事”融入到教育问题小说中,对当下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有评论家曾将罗伟章创作的教育小说形象地称为“苦涩沉重的教育诗”[1]。本文着重通过分析罗伟章教育小说中揭示出的教育问题,探讨这类题材的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一、出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一个贫穷小山村的罗伟章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巴山成为“城里人”的,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真切地感受到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乡下人的穷苦命运,只有以读书的方式才能使走进城市的乡下人真正挺起胸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罗伟章以往创作的“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中就已经深刻表明: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仍然不能改变受歧视受侮辱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教育题材小说就有许多是反映民众特别是乡村的民众对读书的渴望,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认识和肯定。
比如中篇小说《大嫂谣》的主人公大嫂虽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却对读书无比向往,她从小就渴望上学念书,深深懂得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作品中将大嫂求学的理想比喻为“乡村黑暗日子里闪现在她心里的一道光”。虽然家庭的贫穷剥夺了大嫂受教育的权利,但她心中却始终没有熄灭“那一道光”。
这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自己不能接受教育,就把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她含辛茹苦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倾尽全力供养两个儿子以及丈夫的兄弟们上学读书。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对教育和知识心怀景仰、具有仁爱之心的当代农村妇女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罗伟章塑造的这一典型形象,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
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一方面表现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肯定与礼赞,另一方面还深刻揭露了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反思这种不公平现象对教育神圣性的亵渎和玷污。在他的教育小说中,首先揭示出城乡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反映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教育资源极为匮乏,那些希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孩子只能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现实。
从大巴山一个小乡村走出来、曾在城里一所中学任教的罗伟章,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的不平等有着切身体会,他深切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平等玷污了教育的神圣性,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揭示出这种不平等,表达对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苦难和不公的愤慨。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就描述了一所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乡村学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这所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和活动设施都没有,“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
这所乡村小学不仅缺少基本设施,而且师资也严重缺乏,由于条件的艰苦,来这里任教的老师们都“一个个逃离了南山这个鬼地方”,只有身患残疾的老师王安一个人独自撑起这所学校。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深刻意识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稀缺使教育的神圣性遭到窒息的厄运。
此外,罗伟章在教育小说中还揭示了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的功利化教育对教师和学生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为了保证升学率,一些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往往将学生按成绩编为“火箭班”和普通班,形成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培养体系,位于塔尖的“尖子生”与塔基的“普通生”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由此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与不公平。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普通中学教育中,‘重点中学' 和‘重点班'办学体制盛行。这种‘重点'办学体制是一种单纯追求教育GDP增长、把教育作为政绩工程来抓的行为,虽然造就了少数学生辉煌的前途命运,却使得绝大多数受教育者不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学校内部教学班之间教育质量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差异,践踏教育公平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2]
罗伟章创作的中篇小说《奸细》和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这些作品中揭示了由于金字塔尖的“火箭班”学生能够为学校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成为学校争名夺利的工具。正如《奸细》中所描述的,教师教一辈子书还不及一个“尖子生”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学校出了一个省市高考状元或考上个清华北大,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至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树木花草浑身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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