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发表论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的转变

　　摘要:随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性、合法性及“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不断质疑以及历史语境的变化,“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思维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变。本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写作思维方式以追求本质性的历史叙事而遮蔽文学史的丰富面貌,这种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与作为“历史中间物”和心灵产物的文学史写作不相契合。因此,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个人化写作能更恰切地适应所描写的文学史对象。

　　关键词:当代文学论文发表,悠悠期刊网,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个人化写作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着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

　　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着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

　　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着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着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着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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