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发表论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的转变(2)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文革”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文革”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文革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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