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思考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2)

　　与吴应箕交往的桐城名士还有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了一些与戴名世、方苞有联系的名士作一点介绍，并企图借此来展开论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亲，是方苞的长辈。虽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变后，方氏家族多迁于南京，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时事》就有记载：“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何相国以元老客居而门庭安静，都人咸诵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孙鲁山给谏皆为时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数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风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吴应箕长期寓居南京，与他们的交往也较多，再说方苞的祖父方帜与方以智、方文、孙临年龄相仿，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而方帜学行给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马溪府墓志铭》中说：“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及冠后，从钱饮光、杜于皇、苍略诸先辈游，始知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也与钱澄之、方文也有往来，常相唱和。[5](58)

　　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4](132)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潘江家中藏书颇多，又奖掖后学。戴名世说：“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书，余往往从借观，因师事之。”[6](117)对戴名世影响较大。

　　这些人与吴应箕有着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从年龄上说，除方孔炤之外，吴应箕比他们要长16岁以上，加上方氏、钱氏诸子均是复社成员，而吴应箕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名较早，自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说方氏、钱氏诸子中虽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经学，不象吴应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书选文为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又因吴应箕操持选政，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云：“自次尾科牍出，天下翕然，奉之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为荣，以文入选者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楼山堂遗文》卷首)所以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说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就文学思想来说吴应箕对桐城诸子的影响可能要大些。

　　二、吴应箕的文学思想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关系

　　如果说从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来探寻他对桐城派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还不能让人信服，但是从文学思想的传承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过头来看前面的论述，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

　　从学术祈向来看，吴应箕认为为学宜由史入经，考经于史，“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耳”《楼山堂集》卷十四《复杨维节国博书》)，即指明为学之路径。重要的是吴应箕还将史与文联系起来，“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艺序》)，这种实学路径不仅使文章内容充实、观点稳实，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学习者易于上手。方苞的“义法”说从史法而来，虽说其直接受万斯同“事信言文”思想的影响，但万斯同的老师黄宗羲则明显受过吴应箕的影响。吴应箕将史法引入文法无疑启发了后人，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所阐明的为学途径就与此相一致，他的“义法”说可以说是沿着这条为学之路而演绎归纳出来的理论主张。

　　从对时文与古文的态度来看，戴名世、方苞与吴应箕都时文与古文写作的高手，在对待时文与古文的态度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吴应箕说“韩欧所谓时文者，……非若今之制举，义本王者之制，以发明圣人之蕴。娴于制则下者皆可进取，而由以探测经传旨趣，虽终身事之而未能尽也。……向使居今之日，则明道者莫制义若也，敢自鄙弃为不足学哉?”(《楼山堂遗文》卷二《陈百史制义序》)虽然他推崇时文，却能很清楚地看到时文在士子们的眼中是“得之则弃”的仕进工具，投机不仅使士子背心操不然之说，不再从国家功令、圣贤理道上去发明，而且背心竞法之弊日甚，所以他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提出“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改革措施。虽然戴名世和方苞都反对时文，却一致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戴名世说：“其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6](89)方苞也说：“吾友雨苍善言古文，……一日，以时文数篇诣余，余责以敝精神于蹇浅。”然而看了以后大为惊诧：“噫!孰谓时文而有是乎?即以是为雨苍之古文，可矣。”[7](8)特别是他们都有时文选，为别人的时文作过序。吴应箕作为明末房牍选名家，士子常因其一言而名扬士林，钱澄之、潘江等人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戴名世、方苞研究改革时文之弊，不能不研究以前的时文理论，方苞在乾隆元年(1736)还奉命选编有明及清大家四书制义的《钦定四书文》，作为天下举业准的。这本选文的《凡例》中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问题就吸收了吴应箕“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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