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思考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3)

　　从文学理论体系来看，吴应箕提出了“理体”说，以“理”、“体”为基石，以“气”来贯通“理”、“体”，视“清洁”为至境。钱澄之也提出相似的观点：“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穷理御气以轨于法，文之澜所由成也。然则所为持者，非有澜以待持，乃持之以为澜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经，以研其精;稽之传注，以晰其微;博之诸史，经广其识;辅之百家，以尽其义。如是，而理得焉，而气至焉，而法备焉。”[2](240)强调了“理”、“气”、“法”三者兼备。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没有达到吴应箕的理论水平。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受了吴应箕的影响，但是作为小吴应箕19岁的应试的士子，对选文名家吴应箕文章理论，特别是时文理论是没有道理不熟悉的。戴名世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一，但系统性不足。而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有人说它“是对我国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它跟以前的各种文派的理论主张相比，具有‘兼收众美'的集大成之功。”[8](120)实际上在明末已经展开了对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吴应箕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吴应箕与方苞古文理论的异同，就此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吴氏对方氏的影响。

　　一就其理论基础来说，方苞的理论基础是“义”、“法”，具体来说，就是他所说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33)他的“义”即是“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法”即是文章的法则、结构。而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理者为圣贤之论，所从出学术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离合于此辨也;而体者则谓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变，有自然之节叙不得乱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在此“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创作原则，一是指表现方法。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具体论述其理论时，吴氏详于理，而方氏详于法，但是都围绕着本理(或义)言法、因理(或义)立法的原则来展开。

　　二就其文气论来说，他们都突出了“文气”在创作中的作用，吴氏结合理体以论“气”，方氏结合义法以论“气”。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由今思之，是二说者其迹也。执二者之说，以迹合之，犹易也。察之世运之所趋，庶几于其言系之者，其惟气乎。夫昔人之论气也，辨之清浊之间耳，吾谓莫若审之强弱之际。今天下可谓有气哉!囗蹴吾疆矣，寇烬吾原矣，嚣竞长矣，节烈替矣，议任之途相诡，成败之数不胜矣。窃疑三鼓既竭，莫今昔对比为甚，而靡然者则尽于文见之。夫然文之为风声也，又何疑哉?且气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养而至。腐师俗儒所谓养者发于言则夷易，措之事则和平。试迹其为夷易、为和平者，悦靡靡之可听，冀庸庸之多福耳。呜呼!此不知至刚至大者为何语乎，然则予所谓莫今为甚者皆坐是误也，此属又乌足与语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节也，而风之以各见之文;不能尽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细之气。夫刚气之所发，必不剽也，必不袭也，必不芜而秽，不矜而肆，不恇而寥落也，必当理，必合体也。推之为忠臣，为介士，为强力有为、为震挠不诎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气靡也。气靡者，言离也。剿古人之已说而不情，规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犹曰：此体也，此理也。吾谓是大伪不忠，大贪不谨，趋荣势以远节烈，隳军实而长寇雠者，必是言，必是人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主要从风格论、主体论和创作论三个方面来论“气”，不仅较好地处理了“理”、“体”、“气”三者的关系，使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生命的活体，而且他的论气求其强，既吸收韩愈“不平则鸣”理论内核，又对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进行了新的理论表述，更重要的是吴应箕不仅论及了“气”的强弱变化与创造力的关系，还揭示了“气”的强弱与时间的关系，高扬了“有气敢言”的斗争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方苞说：“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深浅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232)不管他是不是对钱澄之“理”、“气”、“法”的具体阐发，我认为方苞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观点，只不过他提供更为具体的明理养气的操作方法。吴应箕强调至大至刚之气，而方苞则主张清澄无渣之气，这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两人生存方式——由救危救亡之斗士向护道颂世之卫士转变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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