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职称论文马克思自然观的环境伦理思想(2)
二、以人为本：环境伦理的责任主体
马克思在唯物论的历史观视野之下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真正阐明人与自然关系之恶化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为确定环境伦理之道德责任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原本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如今的这种分离与异化状况实际上是异化的表现：“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由于劳动分工的异化作用，使人在异化的现实中感到与自然的分离，逐渐采取一种与自然疏离甚至敌对的态度，即把自然看作人类社会之外的、陌生的甚至异己的;这样，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社会状况之下，“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因此，恢复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能力，扬弃代替人的一切感性能力的那种单一的异化的感觉——“拥有的感觉”，重新使自然成为人的“无机的”精神界与身体，有待于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与特性的彻底解放...-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这样，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能力将得到彻底恢复与空前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甚至敌对的异化关系将被扬弃，自然将再度显现出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与“无机的身体”本质属性：“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如上所述，马克思指出了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与解决路径：人与自然关系的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疏离与恶化是异化的表现，换句话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最终仍然根源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与人的这种紧张关系源于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有待于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最终扬弃。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恶化的道德责任之主体是人，这也是人本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立场。然而，西方主流环境伦理学自兴起以来，其最为重要的努力就是企图以“道德扩张主义”的思路来拓展权利主体的范围，将人所具有的权利与价值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的所有存在者(动物、生物、生态等)，以实现对人类中心论、自然无内在价值等传统观念的突破。这类理论努力企图赋予自然存在物以平等的权利与价值，的确是一种异常高调的道德宣言，也促使了人们反省自己对待自然的方式，有助于培养人们对自然存在物的友善与爱护之情。
但是，这些主流观念有无内在理论根据?这种道德理想无视道德关系的内在实践本质：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即“收益与负担之间某种程度的均衡”，道德的交互性本质意味着道德主体(责任与义务的负担者)只能以具有基本程度的理性与实践能力为前提。将道德权利赋予自然，根本没有实事求是地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与现实：自在自然对人类并无道德责任与道德情感，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在印尼海啸与海地地震之后责备与埋怨自然;换句话说，自在自然并不负有对人类的任何道德义务与责任。因此，环境伦理既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就只能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有且仅有人类是环境伦理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者与践行者。将自然看作与人一样的平等道德主体，赋予自然存在物以内在价值与道德权利，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表达并促进了对自然的尊重与热爱，有助于形成一种热爱与保护自然的文化氛围与社会运动，却无助于构建一种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的环境伦理与社会实践。
三、实事求是：现状约束下的制度路径
在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历史观视野中，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从属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与西方主流环境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分野。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恶化)，其根源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而最终根源还在于“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因而，人与环境之紧张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人类社会制度之整体结构在未来的彻底变革。但是，就现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占据主导与优势地位的现状，这种经济一政治制度制约之下的实践与交往方式决定了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紧张，而人们能够做的只是在目前经济一政治制度下缓解这种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在确立环境保护制度的立法实践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非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自然权利等西方主流环境学观念对当前环境保护实践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如有学者指出：“以承认‘自然权利’为核心的环境立法似乎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表达了自然的权益。但实际上，它在立法、司法、守法过程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具体体现在某些高调的环境伦理观念的内在矛盾上，如“自然权利”概念，它既不能如其所是地成为“自然的”权利，也无法形成真正可操作的实践措施。出现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困境并非偶然;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原则”，同时，“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此，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最终是人类社会的经济一政治制度的问题，任何对环境的侵害实质上最终仍然对他人(甚至可能包括侵害者)权利的侵害;离开了理解环境问题这一思路，离开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基础，奢谈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赋予自然以道德权利与内在价值，对我们认识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无任何具有操作性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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