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疾病防控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自暴发以来，迅速蔓延，已酿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作为以人类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无可回避地承担着研究流行病和关怀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的职责。通过讨论疾病与社会文化、防控与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群体在疫情暴发中的遭遇及其社会文化解释这三个维度，叙述、分析与反思疫情所表征的社会文化，并认为民族志方法、跨学科合作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是人类学研究重大疫情的重要研究方法。

　　[关键词]人类学;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生活方式;社会网络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数万人被感染、数千人死亡、经济停摆、交通中断、十多亿人口封闭在家中长达月余，深度扰乱了个人、家庭、城乡社区及各级机构的秩序，造成全国性的混乱和恐慌。作为身陷其中的一个小群体，人类学者是超然物外冷眼旁观还是运用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做些或有益于防控实践或有益于学术的事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近年来，人类学的疾病及其治疗的研究成果获得学界和公众的认同度不断提升，专注于该领域的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逐渐成为人类学和医学的跨界宠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的加盟和一些机构的重视，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疾病及其治疗研究的价值已经获得认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现在专门讨论人类学研究重大流行病疫情的特殊意义。作为以人类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无可回避地承担着研究流行病的职责。所谓“流行病”或称“传染病”，就是指致病细菌或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疾病，而不是或至少不主要是内生于人体内部的疾病。这就意味着人群对致病细菌或病毒的感染、人们的近距离接触、面对面互动以及人群聚集等成为疾病传播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均与人群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换言之，正是社会文化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交互的范围、频率、时空和模式，人群的社会文化在流行病的形成与传播中发挥着比一般疾病更直接、更关键的作用。以调查与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不应置身度外。

　　重大流行病疫情向科学研究提出迫切需要也提供了机遇。所谓“重大”，是指疾病的传染速度快、传播面广、致死率高，其所构成的冲击力范围之广、强度之大远远超乎寻常。在疫情暴发时，一个社区或一座城市出现数量惊人的疾病感染者，其中一些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不治身亡，而且疾病不断扩散，感染人数迅速增长，让整个社区、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人民笼罩在生命危机的恐惧之中，整个社会和经济陷入混乱无序状态。在疫情暴发时，当务之急必定是救治患者与防控传播，需要组织动员、医疗护理、资源配置、协调调度等实务性工作，但并非不需要学术研究的及时介入。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以寻找准确的病源、有效的治疗方法和阻断疾病传播等为根本目标，承担着挽救生命、遏制疫情等最急迫的任务，要解决的是当下燃眉之急的问题;而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目标则是，除了为决策者提供提高疫情应急响应效率、研判经济趋势和恢复生产方案等咨询服务之外，多数学科绝大多数的调查研究则着眼于疫情结束之后的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知识观念建设，也就是说，所讨论与解决的问题不是当下的、直接的和实用的，而是未来的、间接的和精神的，而且是根本的、深刻的。对于人类学及其他关怀人的主体价值和具有反思意识的学科而言，重大流行病疫情带来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死亡焦虑不能任其随风而去，而应及时启动调查研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即“向终结存在”的命题，认为人只有“先行到死中去”“把向死亡存在标识为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1](P88)以“畏”的情绪去体验死亡、承受死亡，才能摆脱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承担起最本己的存在，洞见存在的本真性和意义。大疫之中，形形色色的人会展露出其“最本己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机制都经受最准确的检验，人们往往对生命、人生和生活方式会有新的感悟、思考与反思。因此，无论是从疫情结束之后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社会机制的反思与重建的实践角度，还是从洞察人性、评估文化、检验理论及理论方法创新的学术角度，人类学及时参与重大流行病调查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于是，重大疫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许烺光是其先行者。1942年上半年，他调查了云南西部的西镇发生的霍乱，撰写的民族志《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2]于1952年出版。1975年，他在香港沙田调查了为了消除淋巴鼠疫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之后把两个田野点的调查整合成了一本书《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3]前者证伪马凌诺夫斯基以“文明”和“原始”为基础将人们的思维模式分为“理性”和“迷信”的观点，指出这种做生意地划分脱离了人类现实的思维状态，不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无助于人们了解某一特定文化类型。后者认为，无论是滇西西城还是香港沙田，都采用将传统宗教魔法与实际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抵御突发性传染病，说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仅对一个唯一真理抱有唯一执著的态度，完全可以将超自然与现实结合起来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及其他危机。2003年春夏之交SARS疫情结束后，一批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展开了调查研究。

　　凯博文(ArthurKleinman)和华琛(JamesWatson)召集多个相关学科的专家讨论SARS这一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力图为应对下一次疫情进行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研讨内容编成论文集《SARS在中国：下一次流行疫病的前奏?》[4]出版;戴维斯(DaviesDeborah)和肖凤霞(HelenSiu)编辑出版的论文集《SARS：中国三座城市的反应与解读》[5]同样对SARS疫情进行跨学科讨论，关注其中公共卫生政策、公共文化、传媒角色等焦点议题;梅其芸(KatherinA.Mason)的《传染之变：SARS危机后中国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重塑》[6]则采取传统的民族志进行研究，田野点为华南的一个疾控中心，探讨了SARS疫情结束后中国地方性公共卫生体系重构过程中的个体关怀问题。人类学的重大流行病疫情研究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作为以人类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疫情及其防控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主要任务就是叙述、分析与反思疫情所表征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可具体维度主要有三个。一是疾病与社会文化，呈现重大流行病的形成、传播、扩散、救治、防疫等各环节的人、事并进行社会文化解释。具有人类学家和医生双重身份的法默(PaulFarmer)在《传染病与不平等》[7]一书对其在海地的田野调查和诊疗经历进行研究，融合人类学、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的视角和方法，深刻阐释了传染病患者有些能幸免于“传染”而有些则成为被感染并遭受责难现象背后的根源———世界的健康不平等。流行病的形成、传播及救治与特定民族、族群或阶层的社会文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如此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所以在中国暴发，与中国人最重要的节庆春节的家人和亲友的团聚、各种组织集中性、庆祝性或慰问性的仪式活动等导致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密集性聚会相关，而大秋和庆尚北道成为韩国疫情集中暴发之地，与新天地教会拒绝信众戴口罩并在此连续举办大型宗教集会密集具有直接联系。因此，从人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视角呈现与解释病患及其传播和防治相关问题，是人类学参与流行病研究的重要维度。二是防控与社会文化，调查研究疫情的信息的传递传播、诊断救治、应急响应、政策措施、社会支持以及经济社会秩序维护等防控过程和各个方面的人、事和体制机制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如麦克派的《病毒网络：有关H1N1流感瘟疫的病志学》[8]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暴发的H1N1流感瘟疫时，将研究焦点集中到由病原体、专家和普通人群所构成的全球公共卫生网络。疫情信息何时传递、发布与研判?受众如何接受与辨别疫情信息?诊断救治资源如何组织、调配与协作?应急响应机制如何启动与运作?抑制疫情扩散的政策措施如何决定与施行?社会如何救助疫区与支持抗击疫情?经济社会秩序如何以及如何维护?重大疫情犹如试金石，各种防控应急响应制度和机制都不得不接受检测，能力和效率得到客观准确的验证，漏洞和短板显露无遗。重大流行病疫情应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无可避免地镶嵌在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目前世界各国的应对方式表明，面对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疾病却有差别巨大的应对模式，说明重大流行病防控的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三是不同群体特别是群体在疫情暴发中的遭遇及其社会文化解释。人类学关心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差别，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境况和文化状况。在重大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诊断、治疗、防护、生活、交通等各种资源都面临大规模人群的挤兑而顿时进入紧缺状态，此时各群体的社会地位高低、社会资源拥有多寡、竞争能力强弱的差异转化为维护生存安全能力和结果的差异，社会底层、边缘群体等陷于更危险的境地。为此，潘天舒等关注疫情中医疗资源无法惠及的老弱病残等边缘人群，揭示疫情所呈现的社会结构问题，[9]对于加强边缘群体的社会关怀、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那么，人类学如何研究重大流行病疫情呢?一是民族志方法。作为人类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必定全应用于重大流行病疫情研究，并可根据研究论题和研究对象选择具体的民族志方法。如《传染之变：SARS危机后中国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重塑》[6]采取的是固定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单点民族志方法，《病毒网络：有关H1N1流感瘟疫的病志学》[8]采用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ethnography)研究方法。二是跨学科合作方法。人类学家在研究重大流行病疫情时无可避免地必须学习流行病学的理论方法，事实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试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科合作的基础》[10]《中国人类学的公共卫生实践———基于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学科合作视角》[11]均有讨论除流行病学之外，公共政策科学、经济学、传播学、医学史、文化地理学、大众文化等学科对于人类学的重大流行病疫情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应该进行跨学科合作。三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事件突发性、影响面巨大、涉及因素众多、持续时间较短等特征，仅凭人类学传统的个案研究和小型社区研究方法往往会捉襟见肘，应根据研究需要，有机结合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借助抽样调查、地理信息系统(GIS)、大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12]增强人类学研究重大流行病疫情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作者：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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