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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之关于钱大昕的宋学观(3)

发布时间:2015-05-25   |  所属分类:历史: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我们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如他称赞朱熹:“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元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1](P263-264)他称赞王阳明:“半壁南天一战收,蛮中更借伏波筹。功名已上麒麟阁,德望真悬泰华旒。信有文章兼道学,漫因门户快恩仇。蚍蜉撼树嗟何益,试看姚江万古流。”[5](P82)正心修身、主敬立诚,正是钱大昕认同于宋、明儒学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钱大昕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倾向。

  二、剖析《宋史•道学传》,梳理宋明学脉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在《儒林传》之外设立有《道学传》,以表彰程朱理学。对于《宋史•道学传》这一正史中的理学学术史,钱大昕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刻剖析。所不同的是,钱大昕是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他以体例言学术,对学术史上妄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的看法,涉及对自宋至明学术演变的认识,十分鲜明地折射出他对宋学的看法及其学术史观。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设《儒林列传》后,历代正史都遵循其例,将服膺儒家学说的人物归入《儒林》,彰扬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这是传统社会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在正史编纂中的折光。然而,随着佛教的输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儒、释、道三家论争激烈。唐代的韩愈为了捍卫儒家理论,提出“道统”说,排出了一个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先王之道”的传授系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从尧舜到孔孟,先王之道一脉相承。孟子而后,先王之道遭到异端邪说的攻击,后世儒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先王之道”,续接中断的“道统”[6](P95-96)。到了宋代,诸大儒继承韩愈这一思想,自觉承接孔孟道统,自周敦颐、二程到朱熹,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即程朱理学,或称道学。宋元时期,道学一直成为官方哲学,在当时影响巨大。也正因为此,元代官修《宋史》,在《儒林传》之前特意设《道学传》,用来表彰程朱学派诸大师。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编修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始终以程朱理学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欧阳玄在《进〈宋史〉表》里提出了编修《宋史》所必须遵守的若干原则,即“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7]。很显然,这是以程朱理学作为知人论世的是非标准。对此,钱大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8](P1494)

  《宋史》设立《道学传》这一“创举”,在清初就遭到黄宗羲、汤斌、朱彝尊、陆陇其等人的驳难。清初开馆纂修《明史》,徐乾学兄弟在《修史条议》中提出仿《宋史•道学传》之例,在《明史》中立《理学传》以区别于《儒林传》,彭孙遹等人支持徐氏兄弟的看法,认为程朱接孔孟道统,学术醇正,《明史》编修应“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术未大醇者仍入之《儒学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今古矣”[9]。但是,汤斌、陆陇其、朱彝尊、黄宗羲等人都表示反对。汤斌有意淡化理学宗派,主张将明代朱、陆传人合为一史,打破门户,并驾齐驱,再现明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消弭程朱陆王之间的学术鸿沟。陆陇其则从“作”与“述”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认为程朱诸儒续接道统,是“作”,而明代程朱后学是“述”,“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是述者之事也”,所以提出在《明史》中去掉《理学传》,“以示特尊濂、洛、关、闽之意,亦可以正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并指出儒者与道学不可分开,要归道学于儒林之内[10](P678-679)。黄宗羲更是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对徐氏兄弟进行了诸条反驳,指出:“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衷可知。”因此他提出,“《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11](P211-215)。朱彝尊也反对徐氏兄弟的提议,指出“《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也”[12](P277)。

  黄宗羲等人对《宋史》立《道学传》以及《明史》欲仿《宋史》立《理学传》的批评,钱大昕是完全赞同的,在《跋宋史》中重申了这些意见,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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