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之关于钱大昕的宋学观(4)
自史迁以经师相授受者为《儒林传》，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闽诸大儒讲明性道，自谓直接孔孟之传，嗣后儒分为二，有说经之儒，有讲学之儒。《宋史》乃创为《道学传》，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张、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门人附见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传而授之朱氏，亦附见焉。其它讲学宗旨小异于朱氏者，则入之《儒林》，不得与于《道学》，其去取予夺之例可谓严矣。……尝闻之郑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故《儒行》之篇载于《礼记》，《庄子》云“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说者以为孔子也。周、程、张、朱之学虽高出于后儒，方之孔子，则有间矣。谓之曰儒，又何慊焉。《韩子》云：“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黄老之学兴，其徒皆自号道家，马枢有《道学传》二十卷，乃列仙集、仙传之类尔，谓“道学”之名必美于“儒林”，非通论也[1](P472)。
和清初诸儒一样，钱大昕对树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非常不满。乾隆三十七年钱氏充三通馆纂修官，在拟订《续通志》列传部分的凡例时，就取消《道学传》名目，归并入《儒林传》[1](P281)。他在给邵晋涵拟定《南都事略》三传条目时，也把朱熹列于《儒林传》，没有采用道学这一名目[13](P584)。
从清初一直到钱大昕关于《道学传》的讨论，是有其深刻的政治与学术背景的。清廷将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哲学大力提倡，徐乾学等人提出在《明史》中设立《理学传》，实际上就是这一文化政策在史学中的具体反映。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又出现了批判、总结、反思理学的思潮，人们认识到强分儒学门户对学术发展的弊端，故而提出以儒学统领一切的要求，钱大昕正是持此观点的重要人物。
钱大昕不仅在理论上批评《宋史•道学传》，还进一步从修史体例着眼，指出《道学传》体例自相矛盾。钱大昕指出：“《宋史》创立《道学传》，别于《儒林》，意在推崇程、朱之学。”这是立《道学传》的根本目的。但是，“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元晦之师也;吕祖谦，元晦之友也，皆不入《道学》，而独取张栻一人，栻与祖谦均为元晦密友，乃退吕而进张，岂以吕之博不如张之约乎?然元晦亦未始不博也。吕大临在程门四 先生之列，而不入《道学传》，以附见《大防传》也。栻不附其父，而大临独附见其兄，非有心抑吕乎?蔡元定父子，朱氏门人之尤著者，乃入《儒林》而不入《道学》，此又何说乎?张戬附见《载传》，而邵伯温又别于《儒林》，此皆义例之可议者”[8](P1506)。总之，由于编排混乱，“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学，而未知其所以尊也”[1](P472)。
钱大昕还指出，《宋史》由于推崇道学，在评判历史事物时，往往出现偏颇和歪曲。比如张浚，在南宋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生行事，有功有过，钱大昕充分肯定他的晚节之善。但是，张浚弹劾李纲、符离败绩等等不光彩的活动，《宋史•张浚传》都曲为回护。钱大昕指出，这正是因为尊崇道学所致。张浚的儿子张栻是著名道学家，与朱熹同入《道学传》，“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因于浚多溢美之词”[8](P1473)。同样的情况，在史弥远身上也有发生，史氏为南宋奸相，和韩侂胄相比，其奸“倍于侂胄”，但在《宋史》中，韩侂胄入《奸臣传》，而史弥远却不预《奸臣》之列。钱大昕指出：“推原其故，则以侂胄禁伪学，而弥远弛其禁也。”[8](P1497)韩侂胄执政时，曾把程朱理学看作“伪学”，加以打击。而史弥远一反韩侂胄所为，积极提倡道学。元代修《宋史》，抑韩扬史，原因在此。总之，“《宋史》于南渡人物，褒贬多不公，总由胸中横一道学之私见”[14]。
钱大昕之所以指出《宋史•道学传》所存在的问题，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批驳道学本身，也不仅仅是为了单纯指出《道学传》体例的混乱。他实际上是以体例言学术，批驳人为立学术高下，曲意推尊或贬抑某种学派的恶劣做法。《宋史•道学传》在体例上的混乱实际上就说明在编纂学术史时的有意轩轾，会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使学术传承流变不明。在钱大昕看来，正史处理学术史传，应该把那些“道德文艺显著者”入专传，其余人物入《儒林传》，这样才有利于辨别源流、理清学脉，公允看待学术变化。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A].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A].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5]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M]. 嘉定钱大昕全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韩愈,朱熹.朱文公校 昌黎 先生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7]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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