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的“城中村”问题(2)

　　(二)村民社会保障弱的问题

　　由于“城中村”和真正的城市管理是两元体制，从而导致“城中村”和城市管理政策的错位。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高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享有就业机会及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险与补贴，而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权的滥用(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等，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失地农民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4]。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险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社会保险没有建立，购买保险意识也不强，因此，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失去耕地的“城中村”村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仍还保留着原来的模式，“村民”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距离还很遥远。

　　(三)社会治安及环境问题

　　“城中村”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地的原有“村民”;二是租用“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城区市民;三是外来人口。“城中村”成为村民、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混合社区，尤其是成分复杂的大量外地流动人口的涌入，加上管理的滞后，使“城中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复杂。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租金低廉，“城中村”容易吸引外来人口，出租房中聚居了大量缺乏有效管理且职业构成和宗教信仰十分复杂的人员，因此可能成为滋生“黄赌毒”的温床和违法事件发生的策源地，这种状况的存在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管理难度大，村庄内部及周边环境脏、乱、差，再加上部分市民和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小企业、家庭作坊的开办，导致污水横溢，垃圾乱倒，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和环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同时由于他们并非是本村村民，他们的婚育及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也给当地部门带来了诸如计划生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压力。

　　三、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对策建议

　　上述问题的存在，给“城中村”的改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致使“城中村”改造已成为全国性的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构建“城市一村民一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以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同时壮大集体经济[2]。

　　在目前城中村的改造与建设中，如何实现各改造主体(政府、农民、开发商、低收入租房者)的利益共赢，实现城市主人的共生共荣是摆在城市决策管理者面前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研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各改造主体利益博奕间的调节作用，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改造对策，指导我国现有城中村问题科学合理解决。“城中村”村民出租屋经济收益的保值乃至可预期的增值成为“城中村”改造的理论起点。由于资金的问题，吸引开发商进入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作为改造主体的开发商和被改造主体的村集体及村民均应当是受益主体，政府则作为“城中村”改造“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维护者、监管者和仲裁者。改造的核心是在政府兼顾村民和开发商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职责，由“政府—村民—开发商”参与协商并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执行，并规范和监管村民及开发商的行为。根据“城中村”周边城市功能类型进行个性化规划设计，设计既保留出租屋壮大集体经济，又兼顾开发商收益成为实施的核心。

　　(二)通过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改善村委会。提高村民的素质

　　通过“智力补偿”，加大对村委会成员进行现代资产经营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硬化考核标准，把通过培训作为任职条件。村集体租赁收入以村民福利形式在村民中的再分配并不能促成集体资产的持续增值，部分“城中村”将征地补偿金按“村民人头”均分更不利于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应建立“资产资金咨询管理中心”[2]注重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对“城中村”集体资产运营和征地补偿金加以指导，通过集体资产的持续盈利可以加强村务管理和村民福利事业建设。

　　可以借鉴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投资对村民进行大范围的素质教育培训工作的先进经验，增加“城中村”村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对村民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技能培训，激励村民学习工作技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引导他们参与市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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