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投稿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2)

二、主体意识

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目前并没有一种名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并非中国现有哲学资源已经满足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人不再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哲学，而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在自己的哲学观中迷失了自己，忘记自己是谁，应当做什么。

真正的哲学是什么?雅斯贝尔斯将世界各国的大哲学家分为三类：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辩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其中，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外”，“是最具有根源性的哲学家”，“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在他看来：“哲学学科成立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思维”，“哲学是询问自我的思维，它区别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乃是将思维本身作为一个根本问题”[11](pp.618);在凝聚古今人类智慧的哲学世界，为人类的思想确立范式，要比运用已经被思想范式所规范了的思想去认识世界乃至把握世界，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正所谓知人则哲。

何谓思想范式?思想范式是规范人的精神世界的原始范型。人类起源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人人有必须满足的物质需要;文明秩序要求人们摆脱本能的驱使，以文明规范为“应当”。惟有在思想范式的引导下，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建构起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作为生物个体的个人才得以适应文明秩序，成为文明的个人，即当代人类学所强调的：“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成为个人”[12](p.60)。不同思想范式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精神世界，也就塑造了不同的人――“这四大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真实性的内涵是对人类基本景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澄明。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11](p.194)。思想范式确立的时代即“轴心时代”――以“没有特定信仰内容的标准”[13](p.132)为世界历史之轴心的时代，形成世界诸主要文明的特殊个性以及确立世界诸文明的基本格局的时代。历史上阐述这些思想范式的最初文本，也就成为了世界诸文明各自的经典。思想范式使具有无限可能的人类思想具体展开于特定的方向，也因此使具有无限可能的人类思想进入特定领域。思想范式的创立者始终对思想的极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思辩、自然科学完全没有兴趣。对他们来说，有更广阔的领域是他们根本不愿去知道的。他所强调的无知却是他们的根本界限。在知识无法达到的地方，不应等浪费时间做没有结果的思考。甚至在重要的问题上，知识也不是必须的，如果灵魂的救赎不完全依赖于它的话”[11](p.193)。为思想范式所规范的思想，则形成特定方向的无止境扩展。中西哲学都是努力向自己思想极限处推进的理性探索，只是它们的方向、领域不同，各有所长与局限。

苏格拉底、耶稣所创立的思想范式将思想明确划分为信仰与理性两个领域，基督教信仰负责建构精神世界的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关系，理性则获得这种紧张关系之上的充分自由。作为理性探索最初形式的西方哲学，探究宇宙万物人生追根寻源，力图讲出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这种道理诉诸本体――宇宙万物所以产生的本原、根据，表现为对事物、世界的“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另一方面，有关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却不能引导人们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超越现实价值追求的精神追求。本体一旦超越现实，就只能演变成作为基督教信仰对象的上帝。讲道理的西方哲学一旦实际涉足道德教育，就无法讲出让人人都心服口服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可行，在于人是理性的，讲道理，也服从他能够真正认同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困难，在于“道德义务不以获得某种相应权利为前提，而以或多或少地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14](p.32)，道德教育的道理要让人自觉牺牲某种利益，就必须理由充足，让人心服口服。问题是，按照讲述宇宙万物“是怎样”的道理的逻辑来讲述让人牺牲某种现实利益的道理：你是“人”，就应当或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人”是什么，只是讲道理一方的规定，并非确凿无疑的事实。现实中的人却多种多样，人的利益也实实在在。听讲者不能不疑问：你是谁?凭什么这么规定“人”?有科学根据吗?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西方文明也藉此而“动力横绝天下”，但西方哲学、科学的知识一旦进入道德教育领域，就变得软弱无力。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本，所以又称基督教文明。上帝权威毋庸置疑，宗教信条天经地义，西方人的道德教育因此成为可能。千百年来，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以宗教为根基。“十戒是西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全部或部分的来源”[15](p.442)。追根溯源，“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16](p.61)。由此也形成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哲学在于使我们认识外物之客观的现象”，“理智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在现世中对于上帝所能有的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上帝超于我们一切的拟想之上”;近代以来，政教分离，宗教成为独立于政治、哲学、科学之外的独立领域，仍然是“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17](pp.3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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