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投稿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3)

孔子创立的思想范式顺应人类思想的理性品性以及中国文明固有的人文关系，完全依靠理性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中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关系。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讲述人作为人而如何成为人的道理。这种道理有自己最基本的逻辑――讲道理与听道理的人都既在文明中成长成人，有些问题便不言自明，无须论证。这种逻辑来自中国先哲对人性的“本质的澄明”。正所谓“知人则哲”。唯物史观揭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0](p.72)。人在文明社会中出生、成长，随年龄的增长，文明社会通行的善恶观念、价值标准必然通过种种文化形式，如神话故事、历史传说、谜语对联、节日庆典等，悄然潜入他的头脑，形成“人”的基本意识并由此深刻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论语》最先彰显这一逻辑，只讲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如何成为君子，不讲人为什么要做君子，人为什么一定不能做小人。孟子将这种逻辑表述为“人性本善”。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以心与身、性与命、君子与小人、小我与大我等范畴凸显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以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彰显中国人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追求，引导中国人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18](pp.85105)。对此，已故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指出：“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19](p.309)。数千年来，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有着自己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人生信念，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而以“家国天下”为自己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所谓“千秋家国梦”，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此，中国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即按“经史子集”分类的知识体系。“经”即中国文化的经典，亦为儒学经典，阐明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的真理，论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原则――仁、义、礼、智、信，表述中国人即以良知为本的自我意识即中国人的“人”的意识。“史”记载中国人――以本于良知的人的真理为生命准绳的人――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终极评价体系，并非以探索历史规律为目的的历史科学。“子”即百家之说，记叙中国人的精神探索。“集”为诗歌、小说、散文、笔记等所结文集，展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中国知识体系没有分科的学问，所谓“文史哲不分”。优秀的哲学作品既包含朴实无华的人生哲理，又文辞隽永，意境深远，有文学作品的美感与诗意、历史文献的强烈历史感，如诗歌朗朗上口，如文学深切感人，有神话的奇思妙想，有儿歌的天籁纯真。同时，孔子所创立的思想范式“从来没有过对无限的事物以及不可知事物的冲动”，而“这两个问题足以让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耗尽毕升的精力”[11](pp.138139)。主要关注人生与人心的中国哲学也就少有探索宇宙万物之究竟的冲动。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有效承担着道德教化的社会职责，成功塑造了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但没有成为孕育科学的摇篮，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逻辑学。 　　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伴随着理性探索及其后果――启蒙运动、现代科技、对现代性的反思等，最终仍归宿于西方文化的固有思想范式。启蒙运动解放了为中世纪宗教信仰所压抑的“人性”，现世生活不再是达到未来美好永恒境界的过渡，人人享有追求现世幸福的自由与权利;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构筑起保障这种自由与权利的政治秩序;科学技术进步迅速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日益开发、满足着人类的各种需要;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进一步肯定西方理性的近代探索：现代性乃理性精神，其核心是主体性，将人的形而上学追求推向顶峰。但是，随现代性的展开，本能欲求的满足越来越成为人生幸福的代名词;人们追求这种幸福的自由与权利越来越演变为要凌驾于一切文明秩序之上的绝对权威;原本上帝允诺于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演变成“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素”[20](p.182)。孕育、成型于数千年基督教文明的“人性”濒临崩溃。荣格发现：“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他中世纪的同胞所拥有的形而上的安全感与确定感”[21](p.106)。世界的荒谬、荒诞与人生的虚无、恐惧成为法国哲学萨特思考的主题。舍勒强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22](p.2)。西美尔发现：人格概念的实质结构在实用主义思潮中被经验量化，人的本质已无从勘定[23](pp.2223)。胡塞尔提出：“科学的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24](p.28)。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传统中那种以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即终点)，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的形而上学模式，已经为很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所不满并被否定，正如法国哲学家于连指出的，“西方哲学离开智慧太远了，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25]。“由若干思潮汇合而成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的最突出的哲学成果是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展开多方面的重大的抨击。该传统的整体计划是理解和阐述基本的实在，如今它被指责为一场徒劳无益的语言游戏、一种持久的却注定要失败的逾越其置身创造的精心虚构的努力。更尖锐的是，人们指责这样的计划是内在异化和等级压迫的――思想上的专横的做法，这种做法造成了存在的和文化的贫乏，并且最终导致对自然的技术专家政治论的统治以及对他人的社会-政治的统治”[26](p.438)。西方近代的理性探索已经走得太远了，危及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危及西方人作为人的存在。理性重新归宿于信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宣称：“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27](pp.130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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