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投稿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4)

“中国哲学”如何失去了自我?有必要简单考察中国哲学的过去和现在。知人则哲。“中国哲学本是出自忧患意识的生活智慧”[28](p.24)。无论作为中国思想范式创立者的孔子，还是后来众多著名中国哲学家，孟子、朱熹、周敦颐、戴震等，都曾是普普通通的教师，从事文化传承与人的道德教化工作，就是说，他们是从道德教育实践中，从无数普通教师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中国的教师普通而又不普通。师者，人生之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文化传承寓于知识传授之中。时代变革，思想动荡，广大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又立即成为他们日常教学所面对从而他们必须思考、解答的首要问题。可以说，这些普通的教师都是潜在的哲学家，或者说，他们都是从事理性探索的专业哲学工作者。一代代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哲学家，就是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思想探索与宽广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正是由于一代代中国哲学家始终深入道德教育的社会实践，使他们能够立足各自时代的客观实际，与时俱进，秉承中国思想范式，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突破既有观念，使中国哲学的理性探索始终保持强健生命力，始终有着向其极限推进的强烈冲动。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接受西方人对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建立根据西方学科划分法而确立的现代学科制度。这并非个别人的失误，乃是客观形势使然，但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哲学理性探索的方向。原本文史哲一体的中国知识体系被划分为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学科，哲学成为有关探讨宇宙万物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的科学，道德教育的知识主要由哲学门下二级学科伦理学所提供，伦理学知识则从属于更高一层的、有关宇宙万物人生之普遍规律的哲学原理，中国哲学经典《论语》成为在知识层次上大大低于哲学原理知识甚至伦理学知识的道德箴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成为科学，哲学家成为从事专门知识研究和生产的科学家。无论是哲学原理还是伦理学方面的专家，都专事基础理论研究，不参与实际的道德教育工作。面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普通教师的事情。他们负责将伦理学家确定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可叹近两千年多年来成功承担道德教育职责的中国哲学智慧被弃如敝履，在西方道德教育领域一直只是纸上谈兵的哲学门下的伦理学，却在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着最基本的理论支撑。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疑，面对道德教育软弱无力、缺乏实效的现状，从事道德教育的普通教师也大都会去思考、探索，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形成于现行学科制度的规训，思想探索也不能不服从哲学家与伦理学家的“话语权力”，展开于哲学家、伦理学家所设定的方向与命题，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突破。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标准。无论学科制度怎样影响中国哲学的思想探索，一旦中国哲学家长期脱离道德教育实践，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向自己思想极限推进的条件甚至动力。长此以往，中国哲学不能不因缺乏真正有意义的理性探索而陷于停滞，其思想境界自然无法与不断向自身思想极限推进的西方哲学相比肩。中国哲学同世界哲学拉开了差距。现在，“中国哲学界的整体水平尚缺乏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能力，在整个世界哲学格局中还处于边陲地位”[29](p.273)，并非当代中国哲学家缺乏当代哲学知识或是自然科学、数学方面的基础与训练，而是中国哲学离开了自己思想源泉的实践，理性探索不能随中国的发展而推进(在这方面，新儒学最为典型。新儒学的思想家大都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一些人还曾受业于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对西方当代哲学各个流派都很熟悉，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不参与建设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社会实践，虽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认识，却终归不能形成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普遍影响的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并不缺乏世界上最新的哲学概念以及有关最新哲学命题的探讨，但主流意识仍滞留于当代哲学所反思的近现代，以至形成一种看似反常其实很正常的不合理现象：方方面面都强调要“充分吸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却又都无视世界哲学发展潮流：很多世界著名哲学家一再讲哲学终结了，我们仍要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各国哲学家早已否定以统一于一个基本原理的知识系统叙述宇宙人生之究竟的形而上学，我们这里仍要以普遍主义视野追寻天下普遍之理，要用几代人去建构更为完整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30]。有学者说：“哲学的危机在于哲学常常在做着非哲学的事情”[3](p.6)。现在看，哲学的危机可能反倒是哲学只做某类哲学的事情，即哲学为某种哲学观念所局限，将自己限定为某类哲学，对这种哲学范式视野之外的问题一概贬为非哲学问题，以至无视社会需要，已为生活边缘化了还不知要反思自己。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1](p.4)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32]。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世界观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中国先哲创造的思想范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精神只能归宿于中国哲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国人所需要的哲学，并非能够透彻解释宇宙万物的艰深理论，而是像《论语》、《孟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那样能够安顿中国人的人心，引导中国人的人生，通俗易懂，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哲学经典。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33]。语重心长，凝聚中国哲学学者一百年来的苦难与追求、困惑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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