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史记》
关键词:论文范文,中国史学,实录传统,《史记》
史学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史家的批判和继承。《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围绕“实录”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史记》实录的特点和精神由此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 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实录成为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实录精神也融入了史家思想和学风中，成为作史者必备的素质，从而使这种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 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 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 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 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 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 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 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 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 、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 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 ，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 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 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 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 ，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 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 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 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 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 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 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 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 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 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 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 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 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 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uuqikan.com/lishilw/138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