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史记》(3)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　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　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　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　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　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　，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　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　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　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　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　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　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　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　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　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　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　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　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　，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　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　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　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　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　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　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　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　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　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　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　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　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　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　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　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　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　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　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　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　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　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　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　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　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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