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史记》(2)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 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 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 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 )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 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 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 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 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 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 ：“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 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 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 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 ，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 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 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 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 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 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 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 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 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 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 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 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 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 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 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 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 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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