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史记》(4)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　、“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　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　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　，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　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　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　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　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　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　《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　、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　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　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　。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　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　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　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　·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　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　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　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　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　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　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　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　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　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　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　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　、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　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　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　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　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　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　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　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　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　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　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　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　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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