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史记》(5)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　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　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　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　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　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　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　，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　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　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　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　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　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　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　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　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　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　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　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　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　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　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　，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　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　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　《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　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　“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　《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　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　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　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　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　》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　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　》，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　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　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　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　，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　，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　，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　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　，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　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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