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发表的cssci之社会学理论自觉(2)

　　第三, 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 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 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 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 ”现象进行了研究, 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 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 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 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 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 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 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 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 (追求利益最大化) , 而是遵循“安全第一, 风险最小” (代价最小化) 。而实际上, 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 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 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 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 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 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 或者说, 只是处于雏形阶段, 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 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 5 ] 。

　　总之, 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 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 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 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 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 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 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 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 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 课题立项多, 理论成果少; 经验事实描述多, 深入分析少; 热点问题多, 学术积累少[ 6 ] 。

　　社会调查领域, 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 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 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 , 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 , 这种明显的差别, 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 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 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 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 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 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 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 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 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 《社会学研究》11 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 7 ] 。应该说, 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 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 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 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 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 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 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 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 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 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 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 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 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 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 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 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 同样也是假冒伪劣[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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