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题材小说的内容(5)

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放弃对所讲述故事的价值判断，保持着所谓的“零度情感”，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主体情绪和主体意向的流露，放弃对作品文本进行干扰、控制的种种可能，以保证生活形态的真正还原。比如在《迷舟》的结尾，主人公萧被他的警卫员枪杀，作者的语调就是十分平静的。作者清楚地知道，萧死得很冤，可是他丝毫没有流露出对萧的同情、惋惜等诸如此类的感情，他就像一个书记员，忠实地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刹那。在《红高粱》中，作者描写罗汉大爷在日本兵的枪口下被活剥皮的情景，十分细致逼真，直让读者毛骨悚然，但作者写得却很冷静，不见丝毫主观情感流露。而《灵旗》讲述红军受到重创的湘江之战，采用了青果老爹的视角，又让二拐子来讲述这场大战中红军战士被虐杀的几个场面，几乎不带任何党派观念，同样显得非常客观冷静，即使从二拐子语调中隐隐透露出来的一点感情，也只是老百姓对弱者的同情。

后新时期文学中躲避崇高的审美特性，在新历史小说中表现得也很突出。《红高粱》的开头一句话，就十分惊世骇俗：“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5]。 虽然读完整篇小说，我们会知道这“土匪种”三字其实不假，但在中国这样讲究孝道的文化语境中，即使是事实也不能用如此口吻说话。莫言其实是在有意识地“顶撞”传统。在刘震云的笔下，这种传统更是被嘻笑怒骂得无半点尊严。在他那本《故乡相处流传》中，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他们的不朽功绩，竟被描写成一群目不识丁、稀里糊涂、不知天高地厚的草民的瞎折腾。曹操无半点文采，只是个“屁声不断”、“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涌出黄水”的糟老头，他与袁绍的“官渡大战”也只是为一个“沈姓小寡妇”争风吃醋的缘故;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竟是一个由一群小和尚们拥戴的大和尚，一个开万人大会做报告爱猴在树杈上并喜好探听沈姓小寡妇怀孕隐私的委琐小人;慈禧太后原来是穷光蛋“六指”的相好;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则是“瞎鹿与沈姓小寡妇那个生于瘟疫之中的麻儿子，几百年后成了精。小麻子一脸麻坑……长得有点像我——细长瘦小，说话有些张狂和不知好歹。”[6]《白鹿原》中， 作者借小说中一个理想人物朱先生的口，把发生在白鹿原中的家族斗争、党派斗争、阶级斗争说成是“白鹿原成了鏊子”[7]，仔细体会这句话， 内涵很深，但也显示出了一种“化神奇为腐朽”的倾向，因为作家把历史教科书中的庄严变成了一件如此常见的事物。

日益泛滥的性描写，也是后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虽然我们有《金瓶梅》、《肉蒲团》这样的性文学作品，但通常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不被允许有露骨的性描写。建国后，这条禁令越来越严厉，发展到“文革”时，甚至连爱情两字都不准涉及。“文革”结束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禁令渐渐失效，但在严肃文学中，有关性的描写还是比较严谨。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许多后新时期作家笔下，性描写成了“文学热点”，新历史小说在这方面自然也不甘落人之后。《白鹿原》一开始讲述的就是主人公白嘉轩娶过七房女人的故事，那不厌其烦的叙述虽然让人有些意外，但基本上还是点到为止。但一写到田小娥的故事，作者的笔下简直有些“肆无忌惮”，写她与黑娃的偷情，写鹿子霖对她的诱骗，写她在鹿子霖的胁迫下勾引白孝文，都写得十分细腻逼真。还有鹿兆鹏媳妇的故事，白孝文的新婚日子，鹿兆鹏与白灵的恋情，都有或隐或显的性描写。莫言的《丰乳肥臀》，书名就让人往“性”上面想，虽然读完全书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书中涉及性描写的内容还是不少。曾有文章在书中搜集了很多有关“性”的内容，作为批评这本小说的重要证据。苏童的《米》，讲述一个进入城市的淳朴农民怎样在城市的黑色染缸中蜕化成为一个恶霸，小说紧扣着“食”与“性”展开情节，其中的“性描写”也很有分量。除了新历史小说，在传统历史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比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也明显开放得多。

怎样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呢?

上述现象的产生，有着深远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文学与作家从社会的中心地位向边缘发生了位移。从19世纪末开始，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作家们被赋予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重任，“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8]。 虽然有时有一些诸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混迹其中，但他们从不曾享受到与主流作家平起平坐的身份与地位，还受到过主流作家的毁灭性批判。新中国建立后，作家们坦然接受了前苏联对作家的尊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精英意识更强了，创作，就是意味着教育读者，“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8]。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文学与作家仍然具有这样的光采。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的这种轰动效应便不再出现，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一些作家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及更后年份出生的年轻作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社会的宠儿，那神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金字招牌已悄然远去，必须重新在社会中寻找作家的位置。所谓“中心话语解体”和“价值体系崩溃”，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陈晓明对此这样评述：“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从事各项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80年代后期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新的价值立场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他们与80年代上半期奉古典人道主义为圭臬的那一代‘文化英雄’貌合神离;二者在基本的文化信念方面，基本的社会理想和文化道义责任方面并行不悖;然而年轻一代追求的艺术规范及学术规范，价值立场，所接受的文学艺术传统及思想资料，乃至语言风格与那一代‘文化英雄’都相去甚远。他们适应了80年代后期‘中心化’价值体系崩溃的现实，他们浮出文化的地表本身表征并加剧了‘中心化’的解体。反权威、反文化、反主体、反历史，几乎一度成为这一代人的文化目标。”[9]所谓“王朔现象”， 所谓新写实小说，都可看作是文学离开中心话语的表征。稍后于新写实小说的新历史小说，从审美特征上看，也属于这一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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