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城市社区建设探析
摘要：三亚城市社区建设在短短的20年里蓬勃发展，使三亚城市的面貌正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其发展与其快速发展的旅游市场、城市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很大距离，本文立足本土现实，关注社区建设中的社区管理创新问题。只有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层面理顺各类职能关系，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论文对三亚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分析入手，提出了重新划分社区规模和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三亚;社区建设;社区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建设在国外被称为社区发展，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发林顿于1915年提出，这一概念主要针对西方国家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认为应通过开展城市社区\"睦邻运动\"和\"社区福利中心\"等运动，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物力，培养社区成员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发展。二战后，社区发展成为联合国倡导的一项世界性运动，其宗旨是加强政府同社区的联系，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利用社区自身力量提高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以社区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世纪80年代末，在探索城市化道路过程中，我国学者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但并未形成专门的理论。1991年民政部使用了社区建设这一概念，旨在以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强化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由此，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起步，并推动了社区建设理论的研究浪潮。自90年代中叶以来，社区建设开始在我国部分大中城市展开。90年代末，民政部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武汉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通过实验区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得出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操作原则和程序，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以提高城市基层管理水平。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其目的是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三亚市作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不仅具备现代国际旅游五大要素——阳光、海水、沙滩、绿色植被、洁净空气，而且还拥有河流、港口、温泉、岩洞、田园、热带动植物、民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不可否认，三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高层次的旅游者更关注旅游地的文化消费。加上三亚的快速发展，使其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以渔港为中心的集市至今的30年时间里，三亚的期间户籍人口增长约5倍(从5万到25万)，建成区面积扩张约10倍(从2.5平方公里到25平方公里)，再加上目前尚未取得确切数据的流动人口，三亚作为一个中等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除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及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外，三亚市的城市管理还需要面对更多的社会现实。比如来三亚市人口的季节流动性，使三亚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移民城市\";这样在三亚市民中既没有很强的传统道德的约束，现代化的商业约束也不够，导致市民间可依赖关系、信任关系的缺失，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形成有归宿感的社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社区是市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它应该满足人们丰富多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尤其是注重促进和提高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质量，并在社区内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而作为旅游城市的三亚则更需要这种城市的亲和力。此外，社区作为社会的缩影，它的发展状况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基本尺度。因此，社区建设对于三亚市城市品位的提升、城市亲和力的增强起着重要作用，社区建设是三亚城市发展的基石。本文仅对三亚社区建设中的社区管理创新问题提出初步想法，以供商榷。
二、社区管理创新是社区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0年后期，为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一些大城市开始了对传统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如上海市提出并实施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构想。由于通过城市社区建设能够解决原有体制中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8年，根据中央领导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作用\"的要求，民政部在全国选定26歌国家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展社区建设的实验和探索，一直到2001年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展开，各地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青岛模式\"等各具特色、各有创新的社区建设典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从上述四种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社区建设的经验做法和设想来看，不管是以行政延伸为特征的\"四级网络\"构想(以\"上海模式\"为代表)，还是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为代表)，以及以社区公共服务体制架构为突破点的做法(青岛、南京、天津等城市为代表)，都已经不再是将社区建设作为一项单纯的社会工作或者对原有体制的局部性变动，而是寻求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框架下如何以社区为基础更有效的解决城市社区的治理之道。这就必然涉及到对原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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