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长沙城市化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8)

(二)提高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与支配能力

1.健全以“分悦制”为基础的对政体制。现行的非完全分税制模式是过渡阶段的产物，完全分税制才是长沙市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的固定收入，地方也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将加快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与解决当前封政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还不可能全面引入因素法的情况下，应率先将地方政府的基本行政经费和教育经费作为基本因素引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保证地方政权的顺利运转。

2.建立科学的财政收入目标任务与政绩考核机制首先，从各地财源实际出发，科学合理确定封政收入目标任务，明确财政收入应该依法征收。与此同时，将财政收入质量纳入封政工作目标管理和公共封源建设考核的必要内容，禁止单纯以收入任务完成作依据的“一票否决”办法。其次，建立以加强收入征管和提高收入质量为主要内容的封政收入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封政收入预算管理质量考核，主要包括是否空转列收列支、是否混淆基金预算与一般预算、是否混淆预算级次、是否违反规定将事业性收费纳入一般预算等，从而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封政收入考核机制。最后，政绩考核不应单纯以收入数字为依据，而应以工作考核、群众评价为主要依据。

(三)加强管理提高农民素质

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以“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工作，把加强农民素质教育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真正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领导成员协助抓的齐抓共管局面。要切实落实到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有人管事，就是要健全县、乡、村三级主抓和主办农民素质教育的组织网络，提供人员保障;有章理事，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农民教育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按章办事;有钱办事，就是要继续逐步加大对农民素质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做到政府加强农民素质教育的决心不能动摇，扶持农民素质教育的力度不能减弱，强化农民素质教育的各项工作不能松懈，建立长效机制，避免思想放松导致周期性的农民素质教育震荡波动，实现农民素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基础教育将直接决定长沙市未来的农民队伍的素质。可以说，农村青少年是长沙市农村的未来，也是农村现代化的未来。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

(1)要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发展的基本权利，坚持基础教育面向农村全体学生。

(2)要逐年增加教育投入比例，要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彻底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和部分学校的危房问题。

(3)农村基础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经济紧密结合。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从调查中得出：不能增加收入，不能满足物质要求，农民生活要贫困;不能发展农村文化，不能满足精神需求，农民思想要贫困。农民思想这块阵地要靠丰富的物质和健康的文化去占领。缺乏文化如同减少收入一样，最终都将导致农民思想信念的动摇，道德的滑坡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应把加强农村文化事业，作为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农民的重要举措。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防范农村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1.注重生态和谐，建设绿色生态屏障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就长沙而言，一是要首先是要强化城市生态屏障，形成以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为中心，以“一江两岸”沿江风光带为生态主轴，以烈士公园、南郊公园、植物园及天心生态新城等为补充，融合城市园林绿化系统，构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森林体系。二是要注重自然生态保护，特别是对橘子洲、岳麓山改造提质等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要努力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品工程。三是要切实保护水资源。长沙拥有湘江、浏阳河、伪水河等10条河流，要用最严厉的措施保护湘江，进一步延伸湘江风光带，使“一江两岸”真正成为长沙的形象标志。同时，注重浏阳河、圭塘河、捞刀河等河流的保护，确保长沙的水质安全。四是要大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牢固树立生态“占补平衡”的理念，变环境质量定性评价为定量衡量，强化各类市场主体生态建设责任。在推进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严防出现“推山填水”,倡导毁绿补绿、借绿护绿，依山就势，显山露水。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生态容量。发挥其人工景观不可取代的生态净化功能。

2.整合资源要素，实行集约发展

与传统城市化外延式粗放发展不同，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新型城市化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实践证明，以土地、资金、人才为核心内容的资源要素配置的合理化水平，直接决定了新型城市化的集约化发展程度。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1)建立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的土地市场。严格落实土地保护制度，保证耕地总量的整体平衡和可持续开发。

(2)建立有利于银资民资融通的资本市场。对内而一言，要大力引导社会资本注资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民间小型金融机构，鼓励各类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企业投融资，积极放活民问资本市场。对外而言，要着力引进国内外资本战略投资者、外资银行和各类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降低融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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