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

　　当前，我国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省际差距较大。经验显示，特色化运作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完成产品开发；产业投资聚集可驱动产业基础一般的地区实现文化产业精细化发展；全面创新和融合发展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产业升级，文化消费增长能提升产业盈利能力。因此，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实施发展模式分类工程；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和资源驱动等发展模式，精准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分类实施文化消费政策，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务。

　　关键词：创新驱动；消费驱动；发展模式；错位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前国内外文化消费急剧缩减，我国文化产业①发展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889亿元，同比下降13.9%。在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行业中，受疫情防控期间暂停或取消聚集性文化活动的影响，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营业收入降幅最大，同比下降59.1%，其中娱乐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分别下降62.2%和61.9%；文化传播渠道下降31.6%，广播影视发行放映和艺术表演分别下降78.5%和46.2%。在此艰难局面下，地方文化产业亟需厘清实际，尽快实现精准化、高效化发展。

　　发展概况

　　1.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总体特征目前全球文化产业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1]：以日韩为代表的政策引导型，即主要利用产业政策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与对外文化输出；以英法为代表的文化资源驱动型，即主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影响力优势获得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即通过市场主体充分参与文化市场竞争带动产业发展。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具有鲜明的政策驱动特色，同时又与我国空间和区域文化、经济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1）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7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和《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旨在引导文化产业“全面推进文化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载体渠道、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创新”。鉴于此，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分别出台《上海市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广东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专项政策，引导地方文化产业“文化+”“科技+”“创意+”融合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新兴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和电竞等新业态迅速成长，头条、tik-tok等新兴平台和核心产品热销海内外。（2）文化消费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任务和发展新动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娱乐文化人均年消费达2974元，是1998年的5.96倍；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为24832亿元，占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41171亿元）的60.3%。为顺应文化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突出现象（1）文化产业省际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六省市（简称“六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多年排名全国前六位，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2017年，六地文化产业增加值均超过2000亿元，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四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5%，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体现为文化产业供给的人均占有量和产业密度，是分析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五省市的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均超过400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四川、河南、福建、湖南、湖北、河北、安徽、陕西、江西、天津、重庆、辽宁和云南13个省市（简称“13省市”）的文化产业规模处于全国的中间位置。2017年13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500亿-1500亿元之间，排全国第七到十九位，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除辽宁省（2.54%）以外，都介于3.01%-4.16%之间。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山西、贵州、吉林、甘肃、新疆、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12个省（市、自治区）[简称“12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2017年其文化产业增加值均在500亿元以下，在全国排名为第二十到三十一位，除海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于3%以外，其他地区均介于2.63%-1.23%之间。（2）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特色化、差异化不突出。我国地方文化产业积累了许多经验，但面临有实践缺理论、有经验无模式、规划政策难以精准化的局面。一是一些地方对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驱动模式的产业发展策略、技术升级路径、空间形态布局以及人才、金融和财政等配套政策需求差异的研究不够透彻，缺乏能差异化、精准化指导地方文化产业实践的发展模式或多元化理论。二是在地方文化产业规划、政策制定中普遍存在四种现象：其一缺乏地方文化资源清单；其二缺乏产业发展水平、资源潜力和运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其三政产研消交流平台有效供给不足，市场主体和文化消费者在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位，合理需求难以在政策和规划中有效表达；其四规划和政策的执行实效评估指标和考核细则不够完善。以致很多地方规划和政策流于简单抄袭先发地区，缺乏立足当地实际、实现差异发展的思考。因此，地方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模式、错位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地方经验

　　1.特色化产业运作助力文化产业发展低水平地区成功“逆袭”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12省（市、自治区）大多缺乏文化产业发展优势，且对文化企业培育较为滞后。2017年，这些地区的规上文化企业②数量全部少于800家、资产总额均低于800亿元、利润总额均不到50亿元。虽然无力在整条产业链上获得竞争优势，但12省（市、自治区）依托优越的文化、自然资源或特色产品，大胆地进行产业品牌化运作，开发出了现象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如甘肃省依托敦煌石窟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考古+数字科技+休闲娱乐”领域深度融合，成功地将敦煌打造成了世界知名的特色文化品牌。2.产业投资聚集驱动了湖南、四川等文化产业基础一般的中等水平地区精细化发展在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一般的地区，可集中优势资源投资优势行业和龙头城市，形成行业优势后，也能显著带动当地文化产业集聚化、精细化发展。近年来，湖南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湖南广电集团通过市场竞争成为引领全国电视媒体发展的顶级传媒集团，供给了众多蕴含深厚文化精神或引领文化时尚的现象级电视节目，吸引了文化资本大量集聚，打通了当地广电传媒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了湖南文化品牌的知名度、时尚度和竞争力。2017年，四川规上文化制造业资产规模排名全国第五位，规上文化服务企业利润总额排名全国第六位。其中，成都市瞄准音乐、创意设计等重点行业，利用政策工具撬动文化资本集聚，以创意为核心贯通文化休闲产业链，推动“文化+音乐+创意+旅游”等业态融合，使成都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休闲目的地和西南文化产业中心，带动了四川文化产业发展。3.全面创新和融合发展推动广东、浙江等文化产业高水平地区产业升级（1）广东的文化资源并无优势，其强大产业综合实力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创新能力。2018年广东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额为520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2/5，而且规上文化企业数量、资产总额和盈利总额均排名全国第一位。其成功路径主要有三：一是通过“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广东将文化科技纳入省科技发展规划，积极培育文化科技企业，加强对5G网络、人工智能等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应用于文化领域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并参与有关标准制定，推动重大文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2015年以来，广东参与科研活动的规上文化企业、科研项目、申请专利、发明专利、新技术新产品的数量及开发经费、销售总额均居全国第一，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二是通过“文化+”推动业态创新。广东虽不是文化资源大省，却是文化输出强省。其将传统文化元素嵌入数字出版、数字动漫等新兴行业中，通过跨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业态创新，如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或元素编入网络游戏，把网络文学孵化为影视剧、游戏和动漫产品等，通过新兴业态将中华文化远播海内外。三是通过“金融+”突破产业融资瓶颈。2016年以来，广东创新文化金融政策和文化投融资体制，先后成立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广东省新媒体产业基金、广东全媒体文化产业基金3支100亿元级基金和1支50亿元级的影视发展基金，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股票增发、新发可转换债券，推动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扫清资金障碍。2016年、2017年该省文化投资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融合发展提升浙江文化服务业的盈利能力。跨界融合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典型特点之一，也是引爆全面创新的突破点。浙江文化服务业盈利能力领先全国多个地区，2017年该省规上文化服务企业盈利总额为1166亿元，资产收益率高达17.85%，均位居全国第一。其发展主要得益于三大融合效能：一是高能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效能。“互联网+”的突出优势可以打破行业边界，拓宽发展空间，实现联动融合。浙江影视、音乐、视频和电竞等文化行业依托互联网突破了行业和地域局限，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高能数字平台集群。互联平台与特色小镇、产业基地、文创园、产业园等线下平台高效融合，推动了浙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二是“文化+”业态和空间融合创新效能。“文化+其他行业”的互相影响、渗透、融合，衍生出了数字文化、文化休闲等新兴文化业态。浙江推动文化小镇、文化街区、创意街区等文化空间与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融洽共生，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存、人文产城有机融合的空间体系，推动了产业融合升级。三是龙头企业强劲的引领联合作用。2017年浙江有4718家规上文化企业，其中有41家上市企业，4家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这些企业具有强大的专业化、国际化运营能力，它们以实现自身发展为核心，广泛开展产业上下游乃至跨产业链合作，有效带动了浙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4.文化消费增长能够提升文化产业盈利水平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与人均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量及地方文化产业利润成强烈正相关，总体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城镇高、乡村低的趋势。2017年文化上海人均文化消费3008元，居全国第一，比全国人均高3.54倍；同年其限上文化批发和零售企业盈利总额排全国第一，达128亿元，占全国限上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利润总额的22%。可见人均收入高能带动文化消费，提高文化企业盈利水平。另外，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也能带动文化消费。湖南居民文化消费热情远高于收入同水平的地区，2017年湖南人均收入仅排全国第十三，但人均文化消费和规上文化企业资产收益率均排全国第七。所以为了促进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增长，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培育良好文化消费习惯。

　　对策与建议

　　1.实施产业发展模式分类工程文化和旅游部可牵头实施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分类工程：划拨专项资金，组建专家团队，广泛调研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分类指标体系，建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多元化理论，制定分类指导文件，大力提升各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的专业化、差异化、精准化水平。2.精准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各地要厘清文化资源和产业基础禀赋，因地制宜选择文化产业驱动模式，精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见表）。总结现有经验，有四种模式可进行选择：（1）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高、文化产业在国内外已经具有鲜明优势且产业要素丰富的地区可采取创新驱动模式，旨在推动当地文化产业创新性、融合性发展，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2）经济和文化有一定基础、某一两个文化行业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且某些产业要素较为丰富的地区可选择投资驱动模式，旨在推动当地产业集聚化、精细化发展，获得全产业链优势。（3）产业要素较为缺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但拥有优质文化或自然资源的地区可选择资源驱动模式，旨在推动当地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打造优势文化产品或品牌。（4）在发展基础和产业化能力极差的地区，建议把发展重点放在保护发展文化服务类行业上，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完善文化公共设施，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或打造特色景观，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条件、集聚资源。3.分类实施文化消费政策完善文化消费政策的制定程序，把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消费政策的首要目标，将对消费者的文化需求调研纳入地方消费政策制定流程，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地方文化消费政策。在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推动文化消费增长的重点可放在直接发放文化消费资金或直接供给文化产品和服务上。在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可创新政策工具，根据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差异，制定和实施文化消费优惠细分方案。4.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务各地政府要坚持市场竞争中立原则，加大文化政策创新。建设完善政产研消交流合作平台，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不断优化公共政策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有利于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构建优良的营商环境，合理使用对文化产业减税、降费、降息以及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等普惠性政策工具，努力建构“政策+市场化平台+公共服务+产业生态圈”的良好融资形态，促进政策与市场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2）.

　　作者：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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