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3)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

　　从“植时从焉”一句的语气就可看出此序是事后追写的，并非建安十六年原作。这类现象在曹植集中是不少的，如《侍太子坐》，题中作“太子”，诗中却只称曹丕为“公子”，这诗题也显系后来改拟，非作诗时原有。所以丕、植之间的斗争，很难说一定就是曹植在夺曹丕既有的太子地位。廖文还引了《魏志·贾诩传》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是曹植要“夺宗”，但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可见是“各”方都在夺，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当然，在夺嫡之初，曹植是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形势对他比较有利，这是事实。但这种形势的出现，也不能说就是曹植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地“用术”的结果。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因素毋宁说是在曹操身上。是他看到曹植多才，“特见宠爱”，产生了曹植“最可定大事”的想法，才形成了那种局面。至于杨脩、丁氏兄弟等的“吹嘘捧场”，也不可能起决定作用。《魏略》说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这里清楚地表明，是曹操本人先有立植之意，丁仪等只是顺着他的意思“共赞之”而已。他们这些当着曹操之面的“赞”，言过其实，胡吹乱捧是不免的，“用术”、“阴谋诡计”却还说不上。

　　关于“豫作答教”事，亦载于《世语》：

　　脩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

　　对这件事，郭、张、廖三文都把它当作曹植与杨脩“勾结的阴谋”的典型例子来谈。但是我认为，三文对这段记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体味原文，其实这里同曹植没有什么大关系，它只是发生在杨脩与曹操之间的一个事件。这段记载说的是，杨脩担任着丞相主簿。主簿居掾史之首，是长官的重要助手，管文书及庶务，当然要经常在府中人值供职。杨脩同曹植交好，每当要去曹植那里时，他怕走开后自己的工作会有阙失，就忖度着曹操的意向，豫先写好“答教”十余条，指示门下吏员：曹操的“教”下来，就把“答教”依次呈送进去。由于门下送得太快，“教”刚出，“答”已入，使曹操感到很奇怪。推问门下，终于弄明真情。

　　理解《世语》这段记载，我认为关键在于其中所说的“教”。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文心雕龙·诏策》)。这是一种专门文体，是官长对下级的指示。我们检看今本《曹操集》中共有“教”七则，它们是《授崔琰东曹教》、《决议田畴让官教》、《与韩遂教》、《征吴教》、《原贾逵教》、《合肥密教》、《赐袁涣家谷教》，都是对部下官员所发。其中二则(《征吴教》、《原贾逵教》)对贾逵发，而贾逵就是杨脩的同僚、三名丞相主簿之一。至于曹操对诸子，却并无发“教”之例，今本《曹操集》中对诸子所发的，有《诸儿令》、《立太子令》、《高选诸子掾属令》、《又下诸侯长史令》、《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五则全是“令”，没有一则称“教”。由此可见，《世语》中所说的“教”，是曹操给主簿杨脩的衙门公文，不是给儿子曹值的。正因此，《世语》说杨脩写好“答教”后，他直接交给了“门下”，而没有说他交给曹植。

　　反过来，倘若按郭、张、廖三文所说，曹操是给曹植发的“教”，杨脩去替曹植写“答教”，那就不但不合以上所说曹操发“教”的通例，而且在事理上也讲不过去。第一，《魏志·陈王传》说得很明白，曹植在幼年时就“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文思非常敏捷。曹操起先怀疑有人替他捉刀代笔，他却反驳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真的面试，他“援笔立成”，曹操很惊讶。这样一位使当时许多文人折服，并得了“绣虎”雅号的曹植，居然要请别人来替他写“答教”，而且一下子就要十余条，实在难以想象。第二，具体到杨脩文才，曹植是做过评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把杨脩与王粲、陈琳等并提，说“足下高视于上京”;但是他接着又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可见他对包括杨脩在内的“今世作者”，并不怎样佩服。所以要说他请杨脩来代笔，也极不可能。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曹植自己写不了“答教”，而且正是请杨脩，那么，杨脩写好了理应交给曹植才是。但是《世语》中却明明写着杨脩交给了“门下”，由“门下”直接进呈曹操，不仅没有说给曹植，连经曹植之手都没有提到。这不是太蹊跷一点么?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uuqikan.com/wenxuelw/14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