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4)

　　总之， 《世语》所载“豫作答教”事，其性质正如著名的“鸡肋”故事一样，只是杨脩自己在对曹操耍他的小聪明。要说他玩忽职守、欺哄上司，都无不可，但要说这就是他勾结曹植“惯弄权术”的证明，就未免言之不实了。” 当然，把“豫作答教”解释为杨惰替曹植“代作答教”，不自郭、张、廖三文始，《三国演义》第72回里就是这样写的：

　　……脩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来答教告操，操见了大怒日：“匹夫安敢欺我耶!”……

　　这里的描写固然热闹生动，但显然与历史上的曹植其人其事不合。对于这里面的矛盾，毛宗岗是看出来了的，他批评说：“子建亦请人代笔耶?”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小说中容许虚构，我们不去苛责，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沿用小说的方法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郭、张、廖三文所举出的四条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证成曹植“用术”、搞“阴谋诡计”。其中第四条与曹植无关，第三条本身是一种不很可靠的推理，即使推理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用术”的结论;至于第一、二条，则不但不能作为“用术”的证据，而且恰恰表明了曹植颇不会用术。

　　郭、张、廖三文同时又都以很多文字来为曹丕的用术辩护。我认为，三文的辩护也是缺乏力量的。曹丕究竟有无“用术”，这也应当根据史实材料来说话：

　　(1)《魏志·陈王传》注引《世语》：“(杨脩)与丁仪兄弟，皆欲以值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日：‘何患?明日复以簏内受绢车内以惑之，倚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脩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2)《魏志·王粲传》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蓄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日： ‘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成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3)《魏志·陈王传》：“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

　　第(1)条材料，不知是什么缘故，郭、张、廖三文都没有说及。这是丕、植及其同党双方斗法事件。在这事件里，杨脩采取的行动是到曹操那里去告曹丕、吴质的状，告状自然有他的倾向性，但他说的还是实话。而曹丕与吴质的行为，起先是鬼鬼祟祟地密“谋”，当行迹被发觉后，又设计引导对方上当“受罪”。是哪一方在“用术”，还不清楚吗?

　　第(2)条材料，三文都提到了，但都否认曹丕是用术者。当贾文列举此史实，指出吴质“经常以诈术教文帝”时，张文还辩解说“事情恐怕也不能完全作这样解释”，“吴质教曹丕虽然是做作，但还顺契人情，而杨脩教曹植斩门夺出，却简直是暴戾恣睢了!”又说“况杨惰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事情究竟应作何解释?我认为，从材料本身看，丕、植二人的表现，一伪一真，是不容误解的。曹植的“称颂功德，发言有章”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但他并没有矫情伪饰，他的一贯性格作风就是如此;而且这种事上文已经说过了，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完全毋需请别人“预先作好”。张文按照自己对“豫作答教”事的不确理解，用“焉知……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这种方式，来推测史料中所没有记载、也与曹植平生作为不相合的情节，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至于曹丕在这里的作为，他始而“怅然自失”，这当是真实心情的表露;但后来经过吴质的“耳曰”，一变而为“泣而拜”，却完全是精心策划下作出的虚假姿态。张文承认这是“做作”，很对，但又说“还顺契人情”，就是强为之说了。用做作的姿态讨得别人的同情，用并非出自真意的表演来骗取“诚心”的评价，这不是“顺契人情”，而是伪善。

　　第(3)条材料，郭文、张文也说及了。但是，郭文辩解说，曹丕“逼醉”曹植是“未必出于有心”。记载中明白写着“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还能说不是有心么?郭文大概自己也觉着这样说颇难于服人，于是又接着说“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脩的暗通关节以争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郭文不得已勉强承认此事中曹丕“即使”用了诈术，随即就又不举出任何事实地将杨脩和曹植拉来陪绑，曹丕用术，曹植也是用术，两人不分轩轾，在伯仲之间!郭文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其缺陷是颇明显的。贾文驳郭文这一段，说作者“讲起歪理来了”，“偏要打反头官司”。这两句话后来引起了张文的愤慨。我认为，贾文在批评用语上未免尖刻了些，但郭文本身存在的缺点是首先应当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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