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9)

　　其次廖文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难道还不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吗?

　　以上主要就郭文、张文、廖文所涉及的有关方面问题作了讨论。如前所述，这几篇文章都有一些正确意见，我所未敢赞同的，只是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对曹植的过低评价，以及在丕、植关系上对曹丕的某些曲意回护。归结起来说，郭、张、廖三文反对抑丕扬植，是正确的，但它们矫枉过正，在一些问题上实行着抑植扬丕，又是于义未妥的。曹植有句云：“弹冠俟知己”(《赠徐干》)，本文不敢谬托知己，自以为是，只不过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探讨商榷，使对曹植的评价逐渐接近于平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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