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6)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以说曹植后期特别是在黄初年间，政治上生活上都受着苛待，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这些苛待，也显然不是所有同姓诸侯王的普遍遭遇，这里确实表现着曹丕及曹叡对曹植的迫害。

　　后一个问题，关于怎样评价曹植后期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廖文也谈得较多。其基本观点是：“曹植在后期生活中牢骚怨愤之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政治野心遭受挫折”，“其次，曹植本人的豪华享受的欲望也比别人特别强烈……”。这说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曹植后期的痛苦或不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诚然，曹植在政治上有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因而心怀不满和苦恼，这情况是有的，我们看他《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求自试表》等文章，这种情绪表现得确实颇强烈，“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臣……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等等。但是，曹植的抱负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对此下文还要详说)，所以“野心”之说似乎过于严厉了些。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上述这些文章，全都作于太和年间，这只须查一下《魏志》本传即可明了;而在黄初年间，他却并没有写过此类文字。当时曹植也有痛苦，而且痛苦的程度比太和年间更甚，但究其原因就与“野心”更加不相干了。

　　上文已经说过，曹植在黄初年间两次被治罪。他差一点“将真于理，元凶是率”(《责躬诗》)，他丧失了人身自由，在封地上形同“圈牢之养物”，而且时时受到“监国使者”、“防辅吏”的“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黄初四年他到洛阳“会节气”，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然而曹丕“犹严颜色”，并不稍予见怜。在这几年里，他的最强烈的考虑就是求生。他曾在《上责躬应诏诗表》中写道：“窃感《相鼠》之篇‘天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恐惧。所以，他在黄初时期的痛苦，主要是属于“忧生”性质，而不是还想在政治上捞些什么。正因此，我们看他在黄初中写的表令文字，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要求之类，只是一片诚惶诚恐的气氛。这是不能以“政治野心遭受挫折”来概括的。

　　曹植后期的不满痛苦，同他“豪华享受的欲望”，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廖文列举《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以及《名都篇》中的一些游猎、宴饮描写，指出曹植前期生活的享乐倾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名都篇》，过去一般把它解释为对贵游子弟的讽刺，廖文提出它是自叙之词，很是。作为一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贵介公子，曹植在后期过不来相对艰苦的生活，他在怨怼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有时甚至夸张地说“饥寒备尝”，这是确实的。不过，若说曹植的豪华享受欲望特别强烈，他后期的不满主要在这一方面，就不见得妥当了。首先，象曹植《箜篌引》、《名都篇》中的那种描写，在建安诗人中并非绝无仅有。即以曹丕来说，他就写过“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铜雀诗》)、“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于谯作》)、“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功拙更胜负，欢乐美人肠”(《夏诗》)等等，这些诗句，不见得就比曹植的那些描写逊色多少，要谈“豪华享受”，这些恐亦应算入。此外，刘桢、阮璃、应埸等也有类似描写，不过数量较少罢了。所以“特别强烈”之说，还可以斟酌。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强烈”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曹植后期的痛苦源出于此的结论。关键在于，在后期，曹植过的是“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袁子》)的生活，在那种严重政治迫害下，很难设想曹植还有心思去想望“豪华享受”。我们去看曹植后期的诗文，无论黄初还是太和年间的，里面写了多少“豪华享受的欲望”呢?可以说极少。而廖文所举的几条“豪华享受”的例文，却都可以判断是曹植前期所作，以前期作品来证明他后期的“欲望”，这无论如何是显得勉强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认为曹植在后期，特别是在曹丕黄初年间受着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苛待，是不能推翻的事实。而他在后期诗文中所表露的痛苦和不满，主要源出于这种迫害和苛待，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是不能予以否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政治生活体验中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矛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存在拔高或夸大曹植其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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