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8)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文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主要存在于廖文之中。廖文从两点上作了论述。首先认为

　　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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