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之评价曹植(5)

　　总之，把有关史料归纳起来看，在建安时期的丕、植关系中，说曹丕有权诈行为，决不是厚诬古人，而曹植总的来说没有用术，也不是故意为他洗刷。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陈寿在《魏志·陈王传》中的叙述是颇为确切的，他说：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翼、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肜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里把争太子位的基本过程，丕、植双方各自的基本表现——包括用术与否——说得都很清楚，与其他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形也完全符合，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个结论。

　　当然，有两点意思也是必须说清楚的，第一，我们讨论丕、植在争太子位中的表现，目的只在于澄清有关史实，因为这对于评价曹植(当然也有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谁该当、谁不该当太子的用意。争立太子，或者“夺宗”、“夺嫡”，一般来说，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牵涉的方面往往很多很复杂，个中的是非很难作简单的判断。丕、植争立事件，同样如此。第二，我们讨论曹丕、曹植用术与否，也并不意味着要对丕、植兄弟作总体性的褒贬。前期的曹植，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政治处境看，他基本上就是个颇得优宠的贵介公子。他有他的优点，如能够关心现实，有雄心壮志;而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作风浮华，把很多精力消磨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上。在这些方面，丕、植兄弟其实并无根本的差别。而“用术”之类，毕竟只是一种行事手段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手段同目的是有密切关联的，“用术”、“阴谋诡计”一类事，终究是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所以不管是谁，那怕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吧，他运用权诈手段去达致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污点。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含糊过去的。

　　如何评价后期曹植的问题

　　关于后期(黄初、太和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曹植政治上、生活上是否受到特别苛待?(2)怎样评价曹植的不满情绪?

　　在前一个问题上，廖文谈得比较多些，其论点与一般说法的不同之处是认为，曹魏统治者对待同姓诸侯王虽然“比过去的朝代苛刻”，“但是，以对曹植来说，却未见得比别的同姓诸侯刻薄”。这说法我以为是不够确切的。实际情形是，曹植在黄初、太和年间，无论政治上、物质待遇上，都受到比其他同姓诸侯王更加刻薄的对待，这种苛待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曹植在黄初2年前后，曾经被两次治罪。这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是“黄初2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本传)，第二次是在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两次获罪起因，都是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防辅吏”奉曹丕之旨，制造借口，构陷而成。而两次获罪结果，都差一点被议成“三千之首戾”，有性命之虞，幸赖生母卞太后一力回护，才得免于“大辟”惩处。此后虽然再没有发生治罪之事，但黄初4年他由鄄城徙封至废丘，“又为监官所举”(《黄初六年令》)，可见仍旧在曹丕使者的严厉督责下讨生活，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这种被两次治罪的情况，在当时曹丕诸弟中是仅有的。

　　其次在封爵方面，他也有异于诸兄弟。他在“贬爵安乡侯”时，诸兄弟都是县侯，惟独他是乡侯，低了一等(详见拙文《曹植生平八考》，载《文史》第十辑)。黄初2年，诸兄弟“进爵为公”(《魏志·任城王传》)，他只是被改封为鄄城侯，还是低一等。黄初3年3月，“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魏志·文帝纪》)，这十一人中不包括曹植。“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文帝纪》)，可见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王爵。即使这样，他的这个王爵实际上还是比诸兄弟低一等，因为鄄城王只是个县王，其他诸王却都是郡王，如曹彰的任城王、曹宇的下邳王、曹衮的北海王等，都以郡为国。到了黄初5年，曹丕下了一道诏令：“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把所有郡王都改为县王，曹植才在爵号上同他的兄弟们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不能说“曹丕作了皇帝后虽然对他很不放心，加以拘束，但是在封爵等方面仍然给以一视同仁的待遇”(廖文)。

　　另外，在具体物质待遇上，曹植也不如诸兄弟。《魏志》本传载：“时法制待蕃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可知他只享受诸侯王减半的待遇。由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找不到很多“减半”的事例。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食邑户数。这是衡量封爵者经济待遇的最主要标志。曹植的食户情况，据本传记载是这样的：他在建安16年初封平原侯时，食户五千;22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2年被治罪，“我削我黜”(《责职诗》)，在贬爵安乡侯的同时受到削邑处罚。削去多少?具体数字阙载。不过我们从黄初3年4月他被封鄄城王时食邑仅二千五百户，可以推算出当初削去很多，大约削剩千户左右。因为这两千五百户，是他经过了由安乡侯转鄄城侯再转鄄城王的两次升爵增秩才达到的。黄初6年，曹丕又给他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数目，直到太和6年，曹彀最后一次给他增户五百，共三千五百户。而同期他的兄弟们食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看曹彰。据《魏志·任城王传》载，彰于建安年间的食邑数是五千，只等于曹植的一半。而在曹丕即位后，就“增邑五千，并前万户”，直到黄初4年6月去世，还是这个数目。两两相较，对比鲜明，曹植在鄄城王时期的食邑数只及曹彰的四分之一，至于安乡侯时期则还大大少于四分之一。可见“事事复减半”的说法，揆诸事实是不算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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