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义影视教育的通俗形态及其文化机制(3)
广义影视教育的通俗形态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认为是这种形态在以文艺为主体而完成的创作与接受的动态结构中，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内涵，或者称为内形式内涵，一般主要指影视艺术的类型意识与类型化形态，因为类型在理论研究中属于\"内结构\"，因此，这个问题又涉及叙事形态与人本心理的社会性变异。
所谓类型(genre)，在艺术理论中，常与\"样式\"通用。 也有的理论认为类型就是由于主题或技巧的不同而形成的\"种类\"。只是当类型与意识构成一体时，便不能仅仅用\"样式\"或\"种类\"来概括。因为类型电影或类型电视主要是指具有某种固定化模式(类型意识)的影视创作。西言学者认为：划分文艺类型的标准一个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结构)，一个是内在的形式(如态度、情调、目的等)，以及大致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注：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以青年群体论，性知识的科教片未必能起到青春片的震憾作用，因为在接受主体这里，需要的不是解剖人的生理，而是一种青春期的情感满足，所以，当我们审视广义影视教育时，便会发现影视艺术的类型意识并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形式(影像)与内容的中间状态。因此，青春片的创作就不能过分刺激感官，而应以追求净化心灵，美化情感为宗旨，从而寻求广义影视教育的积极层面的发展，尽量回避其负面作用。这里，影视教育反作用于影视文艺，形成一种拥有的特定观念群的类型影视作品。既如此，类型意识怎样与影视教育的通俗形态相通连呢?有必要以影视文艺为表述对象，全面解剖影视的类型。
我们认为在总体上电影、电视仅有三大类型，即先锋电影与电视、严肃电影和电视以及娱乐电影和电视。广义影视教育的因素全面存在于这三大类型之中，但在三种类型中的表现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先锋电影电视中，由于其创作的主要注意力在于形式的发展，所以，它的观众面较窄，一般与通俗形态有一定的差距;在严肃电影、电视中，由于其表现内容的严肃性，如哲理性、历史性等，使这类影视中的教育因素只能具有较为严肃的面影，因此，虽有通俗成份，却不以\"通俗的影、视\"为主;只有在娱乐电视与电视中，一切普及性、一切通俗性都成为此类影、视片内形式与外形式统一的形态，从而使广义影视教育的因素在这里寻到了一种更宜于被接受的\"保护色\"。从创作与欣赏相统一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娱乐电影、电视作为类型电影或类型电视是具有某些较为固定的形态的，而这些因定的形态又与叙事密不可分。
对于人来说，每一个个体均对情感有一定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文艺接受中又常常表现为对叙事的依附。对于前者，在整体文艺中又视为一种艺术通则，而对于后者，在不同的叙事文艺中，却有不同的形态，即表现为怎样叙述。以最常见的电视文艺中的家庭剧为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的电视文艺的类型。人们正是通过电视文艺对世态人生中的浑浑噩噩，复杂的情感纠葛予以心理上的认同——一切情感均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并且披上社会、家庭、伦理、阶级、政治、神话的外衣，被纳入一种情节框架之中，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景观，形成通俗的电视文艺的完成形态，亦形成广义影视教育的通俗形态。当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形成一种审美对应时，类型意识便在两方面形成了共同的积淀——新一轮的审美实践便会不自觉地因袭一种\"模式\"。广义影视教育诸因素便在这类模式中寻找关系，其中，尤以人本心理为重，因为只有在与人本心理的需要相关的因素中，\"模式\"才能够形成并逐渐演化为固定形态。如与人的性意识相关联的观淫癖，性爱价值等因素;如与人的生存——竞争本能相关联的英雄崇拜意识，自我调节心理因素;如与人的忧郁本性相通的对人生的虚拟化因素等都可能成为影视文艺的类型化因素，亦将成为广义影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态。
显然，由影像到类型，我们已全面理清了广义影视教育因接受特点，接受形式的不同所形成的内外形式的线索，这种线索与通俗的文化形态融为一体。因此，对广义影视教育的全面考查必须涉及内容问题。事实上，广义影视教育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切构成理性思维的有机部分，一切通过情感中介传达的悟性，一切与人生、哲学、政治、阶级、宗教、神话，以及意识形态等等相关的命题及其在影视中的变异形态都可以表现为广义影视教育的内容。在广义影视教育范围时，影视文艺的渗透如同影视文艺本体一样，以一种人本心理为轴心，形成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的转动，织构出一幅多彩多姿的\"图画\"，如同体操比赛中的\"托马斯旋转\"一样，站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从一种内容的意义上找出其价值，但只有全面审视，才能解剖\"这一个\"的动态结构，发现广义影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在内容上的通俗性。
在中国，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电视开始形成普及态势，日本和香港的电视剧曾垄断了我们的电视剧节目。以其中较有影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及\"血的系列\"片为例。许多评论认为人们欣赏此类电视剧主要是冲着影星山口百惠的，这不无道理。但倘做深层分析，便会发现纯情少女的形象在我国文艺创作中因时代与历史的限制，较长时期里已不复存在了。因此，在大众心理中积存着一种企求，所以才会形成这种家庭剧的普遍接受，并因此使这种欣赏成为通俗文艺欣赏的一部分。教育因素在这里表现为对异族文化的概括性了解以及对本民族文艺政策变化的理解与认可。当然，情节与情节心理在这里也成为艺术接受与教育接受的形式因素。反观这类电视剧在日本也曾引起轰动，从轰动效应的角度看除了对山口百惠的审美认同心理外，还存在着对剧中人大岛茂作为慈祥父亲的崇拜心理，日本影评人称其为标准的现代的理想的父亲。艺术接受与教育接受的融合明显反映出一种文化的师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主要表现为社会既存伦理观念与社会逆反心理的潜在冲突：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严父慈母\"的古训，只有分析一下日本男性主宰地位的文化形态，便会发现这种对\"慈父\"的社会性的崇拜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的。由此，一种艺术接受与教育接受的普及性或称通俗形态便昭然若揭了——只有具有深刻文化背影的内容才可能成为广大观众的审美及审美教育的\"对象化\"。在当今时代，与人类曾经从崇拜神到崇拜人的历史发展相似，人们乞求的是新的英雄化时代的到来，美国西部片七、八十年代卷土重来的事实便是一个证明，而这种总体心理在个性中的表现可解剖为：假定我就是促成文明发展的\"勇士\"。这种潜在的骑士精神便表现为一种英雄崇拜的社会心理。但是，上举\"大岛茂\"的慈父形象则与西部英雄崇拜的内蕴上呈反向性，即对英雄内涵的理解不甚相同，但二者共同表现的对英雄的崇拜心理明显系一种人本心理的再现，即呼唤英雄与呼唤慈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却有相同的文化意义。教育的渗透性之所以在这里表现为通俗形态的意义显然在于一种文化接受的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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