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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和法国社会党(3)

发布时间:2015-06-04   |  所属分类:国际政治: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从法国社会党和若斯潘的言论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党已明确地宣布不再用制度替代,而是用基本价值的实现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一观点也是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识。但和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相比,法国社会党确实更加强调平等和公正。特别是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修改纲领的讨论中已出现为“更加公正的不平等”辩护的论点,法国社会党的这一特点还是值得重视的。

  二、社会改良主义和国家的作用

  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基本价值是永恒的,它只能逐步实现,因此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既然放弃制度替代,就不能再使用革命的言语,也不能鼓吹与旧制度“决裂”,而只能进行改良。因此若斯潘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使目的和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实行真正的改良主义。若斯潘认为,改良是“将一项政治计划转化为行动和使我们的信念获得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右派不同,社会党所进行的改良是为社会改造服务的,而对于右派来说,改革就是瓦解公共服务,减少社会保障,否定近几十年来的进步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改良主义始终是进步的同义词”。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在一个重要方面与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

  自从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本身还是它们的反对者都普遍认为凯恩斯主义已经过时。但是目前法国社会党却反对这样的看法,而且公开表示它主张新凯恩斯主义。

  法国社会党参议员、党的负责培训的全国书记亨利·韦伯在批评1999 年6 月布莱尔—施罗德联合声明的《第三条道路: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说:“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工党是新自由主义者,法国社会党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不赞成吉登斯的分析,不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即使在欧洲范围内也已经过时。他说:“若斯潘的政府在1998 年通过重新推动需求和投资的政策促进了增长。如果在欧盟层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将会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效果。”若斯潘的经济分析委员会成员、经济学教授让·皮萨尼费里在《真理、虚张声势和缄默》一文中反对把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对立起来。他说:“经验证明,持续增长同时既需要一个好的宏观经济,也需要一个好的微观经济。关于应当刺激供给还是应当刺激需求的问题,只有在当时当地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来才有意义。”法国众议员、社会党负责团结互助的全国书记玛丽索尔·图兰在《一次新的社会妥协》一文中说:“认识和承认市场经济并不禁止一切实行经济调控和支持增长的政策”,而法国最近两年来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就证明了“革新的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可以通过私人和公共的需求推动增长”。《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也表示反对那种认为凯恩斯主义适用于昨天的世界,但不能在“复杂的现代化中存活下来”的看法。

  尽管法国社会党在这次执政期间取得一些成绩并且十分引以为豪,但是这些成绩距离它提出的目标即“更加人道”、“更加公正”的社会仍旧很远,所谓目标和手段的恰当结合仍旧超不出实用主义,仍不足以突出它与右派的界限和自己的身份特征,因此法国社会党经常努力宣传自己的理想或远景设想,若斯潘把这称为“梦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故领袖勃兰特在20 世纪80 年代曾经提出要为“具体的乌托邦”奋斗。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也认为自己的思想属于“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

  若斯潘和他们一样,在赞扬改良主义的同时强调:“改良并不是为乌托邦敲响丧钟。我们不是‘梦想的破坏者’。人们在脚踏实地和打算掌握自己命运的同时完全可以梦想自己的未来。我愿意做一个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建设者。”他在社会党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说明社会民主主义能应付现代世界提出的一切问题时也不忘记加上一句:“对梦想的需要吗? 这是我们的进步愿望的核心,是通过我们对乌托邦的参照得到说明的。”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特别是新凯恩斯主义只有通过现存国家来实行,而新自由主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时也把矛头指向国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要求削减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倡所谓“最小限度的国家”。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部既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对国家的作用和职权、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和方式、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转移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对于这些问题,法国社会党是相当重视的。饶勒斯基金会设有专门研究“公共权力”问题的工作小组,由曾任莫鲁瓦内阁成员的经济学家让·佩雷勒瓦德和现在就业和互助部任职的露西勒·施密德主持。这个小组在2001 年4 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改革国家》的小册子,由原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2康恩作序,而序言的题目竟是“国家在危险中”。此外,若斯潘的言论和法国社会党批判布莱尔—施罗德联合声明的文章,特别是在反对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时候,也经常涉及国家的作用。正如《改革国家》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左派需要一个经过改革的国家;因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左派不能设想可以没有一个集体的方案和承担这一方案的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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