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和法国社会党(4)

　　社会党基本上用“社会契约”理论来界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按照这种看法，当一个或几个政党通过选举获得多数而上台执政时，它们就是和广大公民缔结了社会契约。这个契约赋予他们的政府以合法性，但能否履行诺言来满足公民的要求则是这一合法性能否维持的条件。因此康恩说：“法国每一个公民今后都将期待国家提供质量符合现代化水平的医疗、安全保障、司法、教育和互助，也就是说，要迅速、平等、便宜。”

　　《改革国家》一书关于“为什么要有公共权力?”的一章正是这样来论证国家取得合法性的三个来源的：第一，国家对外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形象(尽管它只是这一形象的一部分) ;第二，它根据所有的人都平等享有权利的原则创造社会联系;第三，它组织并且部分地提供社会服务。这两种对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实际上都已涉及国家的职能。从《改革国家》一书来看，“公共权力”工作小组仍旧认为国家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国家既是民族权威的保证，又是社会公正的保障，还是有关团结的求助对象、社会组织者和法律的保障者。

　　工作小组还强调，在法国，人们很自然地(撇开自由主义的蛊惑宣传不说) 认为国家是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境遇不佳的人服务的。它主要是以这样的身份保证民族团结的。国家意味着免费教育，以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价格使用交通工具，保证贫困者能获得优质医疗。而左派政党对于“从进步的角度把国家界定为公共服务的国家是起决定作用的。”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社会党在国家作用方面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工作小组还结合法国的特点分析公民对国家的态度，认为公民对国家的不满和指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国家干预太多，特别是大企业和大工会组织有这样的看法;另一方面是认为国家未能很好地维护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例如公共服务质量降低、治安和医疗方面的保障削弱以及在反对新的不平等方面软弱无力等等。总之，国家在它不该起作用的地方起了作用，在不可缺少它的地方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两种有时似乎矛盾的意见说明，公民希望有一个“精简而有效的、能够保证平等享受权利的国家”。因此，受到质疑的不是国家的行为，而是“当国家的伟大哲学目标(平等、再分配、调控) 难以得到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表述时，人们对它的效率感到不满。正因如此，对国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它进行干预的新的方式的思考决定的”。法国社会党反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更小的国家”的主张，认为应当就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国家”进行讨论。这可以说是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共识。在论述法国社会党的国家理论时，必须提到所谓国家的“主观能动性”或“意志能动性”。这个词的原文是“voluntarisme”，作为哲学名词，通常译为“唯意志论”，是带有贬义的，一般使用时也是指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法国社会党人喜欢从积极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表示反对“宿命论”的态度，不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屈服而是力图驾驭它的能动精神，因此我在这里把它译为“意志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法国社会党是主张由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的，也就是“政治优先于经济”。若斯潘在论证这一主张时反复使用“意志能动性”一词。例如他说：“不可缺少的对资本主义的调控需要公共权力发挥意志能动性。”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意志能动性是“一种需要加以探讨的，不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的合作性平衡。它是一种新的联盟”。他在谈到对全球化的态度时又说，应当“采取一种理性思考的，既是清醒的又发挥意志能动性的办法。我们认识并且完全接受全球化。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命运注定的目标。它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打算对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实行调控”。

　　而以下一段话更是他对国家作用的概括表述：“国家可以在不必取代社会的其他行为主体的情况下起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通常的情况甚至是惟有国家才能排除阻碍社会按自己愿望向前发展的那些陈旧的障碍。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意志能动性。”当然，这种主观能动精神是以承认现实为前提的，是“从现实出发来改造现实的”，因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意志能动性”。

　　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法国社会党对国家职能的运用是尊重现实的，又是积极主动的。前一方面首先表现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态度上。法国社会党过去是积极主张实行国有化的。1973 年的《原则声明》主张“投资手段、生产资料以及交换手段的逐渐社会化”。但是1990 年3 月雷恩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原则声明》在对资本主义作了一些批评之后表示：“社会党赞成混合经济的社会，这个社会在否认市场规则的情况下，赋予公共权力及社会团体以实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手段。”2001 年11 月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开头仍旧保留这个《原则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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